儒佛异同论之三
儒佛异同既一再为之析论如上矣，忽又省觉其有所遗漏，宜更补充言之。
何言乎有所遗漏?人类实具有其个体生命与社会生命之两面，不可忽忘。儒佛两家同为吾人个体生命一种反躬修养的学问，是固然矣；顾又同时流行世界各地，为中国、日本、印度及其他广大社会风教之所宗所本，数千年来在其社会生活中起着巨大作用，有好果亦有恶果，种种非一，而右所论列曾未之及；是即须略为言之者。
在此一方面：佛家为世界最伟大宗教之一，而儒家则殊非所谓宗教，此其异也。儒非宗教矣，然其为广大社会风教之所宗所本，论其作用实又不异乎一大宗教焉。世人有由是而目以为宗教者，此即当下有待辨析之问题。
往者常见有“儒、释、道三教”之俗称；清季康有为陈焕章又尝倡为“孔教会”运动；民国初年议订宪法，亦有主张以“孔教”为国教者，其反对之一方颇辨孔子之非宗教，论争热烈。此正以其事在疑似之间，非片言可以解决也。求问题之解决，必先明确何谓宗教。
对于宗教，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各书皆曾有所阐说，读者幸取而参看，这里不拟再事广论。只申明夙日观点用资判断此一问题。
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产物，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种。如世界历史之所显示，自今以溯往，它且是社会生活中最有势力之一种活动。其稍见失势，只不过晚近一二百年耳。人世间不拘何物，要皆应于需要而有。宗教之为物，饥不可为食，渴不可为饮，其果应乎人生何种需要而来耶?如我夙昔所说：
(上略)这就因为人们的生活多是靠希望来维持，而它是能维持希望的。人常是有所希望要求，就借着希望之满足而慰安，对着前面希望之接近而鼓舞，因希望之不断而忍耐勉励。失望与绝望于他是太难堪。然而怎能没有失望与绝望呢?恐怕人们所希求者不得满足是常，而得满足的不多吧!这样一览而尽，狭小迫促的世界谁能受得?于是人们自然就要超越知识界限，打破理智冷酷，辟出一超绝神秘的世界来，使他的希望要求范围更拓广，内容更丰富，意味更深长，尤其是结果更渺茫不定。一般宗教就从这里产生，而祈、祷、禳、祓为一般宗教所不可少亦就在此。虽然这不过是世俗人所得于宗教的受用，了无深义；然宗教即从而稳定其人生，使得各人能以生活下去，不致溃裂横决。(旧著《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引自《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文，第六节“解一解中国之迷”的第二大段。见全集卷五。)
据此而分析言之，所谓宗教者：一方面都是从超绝于人的知识、背反于人的理智那里，立它的根据；一方面又都是以安慰人的情感、勖勉人的意志为它的事务。试看从来世界所有宗教，虽大小高下种种不等，然而它们之离不开祸福、生死、鬼神却绝无二致；求其所以然之故，正在此。——正为祸福、生死、鬼神这些既是人们情志方面由以牵动不安之所在，同时对于人们知见方面来说又恰是超绝莫测，神秘难知之所在也。(2)(费尔巴哈的《宗教的本质》、《基督教的本质》各书有许多名言足资参考，例如：
依赖感乃是宗教的根源。
弱者而后需要宗教，愚者而后接受宗教。
唯有人的坟墓才是神的发祥地。
世上若没有死这回事，那亦就没有宗教了。)
上面所说如其肯定不错的话，则孔子之为教与一般所谓宗教者殊非一事，亦可肯定无疑。何以言之?此从《论语》中征之孔子所言所行而充分可见也。略举数则如次：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子曰：未知生，焉如死。
子不语怪、力、乱、神。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丘之祷久矣!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即此而观，孔子之不走一般宗教道路，岂不昭昭乎?
孔子而后代表儒家者必数孟子、荀子。孟子尝言“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其不承认有个“上帝”主宰着人世间的事情，十分明白。荀子则更属儒家左派，反对“错人而思天”；又说君子“敬其在己，而不慕其在天”。其他例证尚多，不烦备举。一言以断之，世有以儒家为宗教者，其无当于事实，盖决然矣。
然而单从不随俗迷信，不走宗教道路来看孔子和儒家，尚失之片面，未为深知孔子也。须知孔子及其代表之儒家既有其极远于宗教之一面，更有其极近于宗教之一面，其被人误以为宗教，实又毫不足怪焉。
儒家极重礼乐制度，世所知也。礼乐之制作，大抵因依于古而经过周公之手者，殊为孔子之所钦服，如所云“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是也。其具体内容在形迹上正多宗教成分，如祭天祀祖之类是。孔子于此，诚敬行之，备极郑重。有如《论语》所记：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又且时加赞叹，如云：
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中略)禹，吾无间然矣。
然于时俗之所为者又非漫无抉择也；如云“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之类是。
孔子何为而如是，外人固未易识。墨家尝讥儒者“无鬼而学祭礼”，正是感觉其中有些矛盾。然实非矛盾也。孔子盖深深晓得尔时的社会人生是极需要宗教的，但又见到社会自发的那些宗教活动弊害实多，不安于心，亟想如何使它合理化，既有以稳定人生，适应社会需要，复得避免其流弊。恰在此时，领悟到周公遗留下来的礼乐制度涵义深远，与此有合，于是就“述而不作”——其实述中有作——力为阐扬。在不求甚解之人，辄从形迹上目以为宗教而无辨也，固宜。
假如孔子之垂教示范遂如上所举者而止也，则亦谁敢遽然判断儒家之果不为宗教?吾人之识得决定非宗教者，实以孔门学风显示出其在积极地以启导人们理性为事也。人类理性之启导，是宗教迷信、独断、固执不通之死敌，有此则无彼也。
此在《论语》中可以证明者甚多，试举其两例如次：
(一)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二)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如所常见，宗教中的礼节仪式不论巨细，一出自神职人员之口，便仿佛神秘尊严，不容怀疑，不可侵犯。然在孔门中虽其极所重视之礼文，亦许可后生小子从人情事理上随意讨论改作。尽你所见浅薄幼稚，老师绝不直斥其非，而十分婉和地指点出彼此观点之不同，教你自己从容反省理会去。这是何等伟大可贵的人类理性精神!何等高超开明的风度!此岂古代宗教所可能有的?
又假如孔子后学于儒家礼乐具有之宗教成分，不明白地剖说其意义所在，则两千数百年后之吾人亦何能强为生解?其迹近宗教而实非宗教，固早已由孔子后学自白之于两千多年前也。此从《荀子》书中可以见之。例如其《礼论篇》之论祭礼有云：
祭者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1)(《前汉书·韦贤传》：永光四年议罢郡国庙，丞相韦玄成等七十人议，皆曰：“臣闻祭非自外至者也，由中出于心也，故唯圣人为能飨帝，唯孝子为能飨亲。”——观此，则汉儒见解犹能代表孔子后学而未失其宗旨。)
又在其《天论篇》论及祈祷等事，有云：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求得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
儒家非貌为宗教有意乎从俗而取信也。独在其深识乎礼乐仪文为社会人生所必不可少耳。
人类远高于动物者，不徒在其长于理智，更在其富于情感。情感动于衷而形著于外，斯则礼乐仪文之所从出而为其内容本质者。儒家极重礼乐仪文，盖谓其能从外而外以诱发涵养乎情感也。必情感敦厚深醇，有发抒，有节蓄，喜怒哀乐不失中和，而后人生意味绵永乃自然稳定。
人们情志所以时而不稳定者，即上文所云“人们的生活多是靠前面希望来维持”，失其重心于内而倾欹在外也。此则不善用理智，有以致之者。
理智之在人，原为对付外物外理生活之一工具；分别、计较、营谋、策划是其所长。然由是而浑融整个的人生乃在人们生活中往往划分出手段、方法与目的，被打断为两截，而以此从属于彼，彼则又有所从属，如是辗转相寻，任何一件事的意义和价值仿佛都不在其本身。其倾欹乎外而易致动摇者实为此。
又须知：人生若理智之运用胜于情感之流行，则人与大自然之间不免分离对立，群己人我之间更失其亲和温润，非可大可久之道。唯墨家未省识乎此，乃倡为节葬、短丧而非乐；唯儒家之深识乎此也，故极重礼乐以救正之焉。
孔子正亦要稳定人生，顾其道有异乎一般宗教之延续人们时时地希望于外者；如我在旧著所说：
(上略)他(孔子)给人以整个的人生。他使你无所得而畅快，不是使你有所得而满足；他使你忘物，忘我，忘一切，不使你分别物我而逐求。怎能有这大本领?这就在他的礼乐。(1)(引自《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文，之“六解一解中国之谜”一节第三段。见全集卷五。)
何言乎忘物，忘我，忘一切?信如儒家所云礼乐斯须不去身者，(《礼记》原文：“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人的生命时时在情感流行变化中，便释然不累于物耳。生死祸福，谁则能免?但得此心廓然无所执着，则物来顺应，一任其自然，哀乐之情而不过焉，即在遂成天地大化之中而社会人生于以稳定。稳定人生之道孰有愈于此者?
鬼神有无，事属难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遽加肯定或遽加否定，两无所取。第从感情上丰富其想像仰慕，而致其诚敬，表其忠爱，却在古代社会稳定人生备极重要有力。孔子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又说“敬鬼神而远之”；试理会其义，或在此乎?
是故我在旧著《中国文化要义》中说：
大约祀天祭祖以至祀百神这些礼文，(中略)或则引发崇高之情，或则绵永笃旧之情，使人自尽其心而涵厚其德，务郑重其重而妥安其志。人生如此，乃安稳牢韧而有味，却并非向外(神灵)求得什么。
又接着做结束说：
礼乐使人处于诗与艺术之中，无所谓迷信不迷信，而迷信自不生。(中略)有宗教之用而无宗教之弊；亦正唯其极邻近宗教，乃排斥了宗教。(1)(“宗教宜放弃其迷信与独断而自比于诗”之说，发之于西方学者桑戴延纳；时人冯友兰曾引用其说而指出中国古代儒家正是早将古宗教修正转化为诗与艺术，见其所著《中国哲学史》。)
儒家以后世统治阶级之利用推崇，时加装点扮饰，乃日益渐具一宗教之形貌；然在学术上岂可无辨?“儒教”或“孔教”之名，自不宜用。我一向只说“周孔教化”，以免混淆。周孔教化，从古人之用心来说是一回事；从其在社会上两千年来流传演变所起作用所收效果来说，又是一回事。论其作用暨后果有好有恶，事实具在总不可掩。论周孔之用心，如我浅见，其务于敦厚人情风俗(仁)而亟望人们头脑向于开明，远于愚蔽(智)乎?凡此，旧著《中国文化要义》既均有论及，今不更陈。
质言之，在社会生活方面，佛家是走宗教的路，而儒家则走道德的路。宗教本是一种方法，而道德则否。道德在乎人的自觉自律；宗教则多转一个弯，俾人假借他力，而究其实此他力者不过自力之一种变幻。
佛家作为一种反躬修养的学问来说，有其究竟义谛一定而不可易，从其为一大宗教来说，则方便法门广大无量而无定实。此其所以然：一则宗教原为社会的产物，佛教传衍至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便有许多变化不同；再则当初释迦创教似早有种种安排，如中土佛徒判教有“五时八教”等说者是。由是须知佛教实是包涵着种种高下不等的许多宗教之一总称。人或执其一而非有余，不为通人之见也。(但时不免邪门外道之搀杂，亦须拣别。)
然而不可遂谓佛家包罗万象，既无其统一旨归也。中土佛徒判教之所为，盖即着重在其虽多而不害其为一。此一大旨归如何?浅言之，即因势利导，俾众生随各机缘得以渐次进于明智与善良耳(不必全归于出世法之一途)。旧著《印度哲学概论》于此曾略有阐说，请参看。儒佛本不可强同，但两家在这里却见其又有共同之处。
榷论儒佛异同，即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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