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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三位老臣

郑孝胥在前清,素不满慈禧太后。所以某次张之洞给他办成了一个保举,他不肯换顶戴,昌言耻事女主。及至辛亥革命爆发,他还在说这是太后专政所酿成。这时,他新被任命为湖南按察使。不久,宣统逊位,他就退隐于上海海藏楼,始终不承认有一个中华民国。

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孝胥为驻日本公使馆秘书。第二年,升为驻东京领事。后来又调驻神户、大阪总领事,和日本、朝鲜人士很有往来。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中日战争发生,随公使下旗回国。这是孝胥和日本的渊源。

宣统元年(一九○九),东三省总督锡良调孝胥筹画建筑锦瑷铁路和葫芦港。他已和英美议订借款兴工条件,却给中央所搁置,没有成功,只办了一件防止鼠疫的事。这是孝胥和满洲的渊源。

孝胥虽在上海做了十二年的前清遗老,但是民国六年(一九一七)的张勋复辟,似乎于他是没有份儿的。民十二年(一九二三),他才奉召到北平见溥仪。那时,张勋新死,所以在他《挽张忠武》诗中还说:“使我早识公,救败岂无术?”然而接着又说;“犹当歌正气,坐待桑榆日。”(《海藏楼诗》卷十,页五)分明表示他也要来一回复辟。民十三年(一九二四),他做了溥仪的内务府总理大臣。《三月初十日夜值》诗,其一云:“大王事獯鬻,句践亦事吴。以此慰吾主,能屈诚丈夫。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勿云情难堪,且复安须臾。”其二云:“天命将安归,要观人所与。苟能得一士,岂不胜多许?狸首虽写形,聊以辟群鼠。持危谁同心,相倚譬蛩驱。”(卷十,页八)从此孝胥就成为溥仪的一位老臣,一心要帮成溥仪复辟。这一年是旧历甲子,讲术数的人通常以甲子为更始之象,也许他以为这是中兴的时机来了。可巧这一年国民军请溥仪出宫,溥仪就逃入日本公使馆,像上面所述,分明这是孝胥所主张,而以后的给日本做傀儡,也就在这时注定了(参看第五节

民十七年(一九二八)八月,孝胥和他的大儿子郑垂到过日本。《海藏楼诗》中之《近卫文唐公爵招宴星冈茶寮,小田切、万寿之助即席赠诗,次其原韵》有道:“申胥见比吾何敢,聊为披肝皎日前。”(卷十一,页二十四)这就是日本人恭维孝胥,比他做乞师秦廷的申包胥,孝胥谦逊不敢当,也只把心事向他们表白一番。想见他们杯酒之间,已在讨论着复辟的事。

民二十年(一九三一)二月二十四日,孝胥回到上海,海藏楼前,花事已残,于是作诗有云:“置子鲁阳戈,行看日再中。”(卷二,页十三)接着,便把楼售去,重到溥仪那边。九月,满洲事变发生。似乎他早知快有这一幕,遂为破釜沉舟之举。十月,随同溥仪,在日人秘密保护之下,到了旅顺、大连。从此他就公开活跃,发动复辟。现在读《海藏楼诗》,正可想见他当时的情绪:

淡路丸舟中同舟二帝欲同尊,六客同舟试共论。人定胜天非浪语,相看应不在多言。(卷十二,页十三)

第一句便是后来日满一体论的说法。第二句所说六客,我曾考得四人,便是郑孝胥、郑垂、佟济煦、工藤忠。

旅顺杂诗弥天四海尽虚名,西抹东涂让后生。七十老翁闲抱,思量次第便收京。其三繁霜渐觉鬓毛侵,揭日移山尚有心。狂煞拿翁自天纵,字书难字不曾寻。其四地辟天开待巨观,争教理会到儒酸。莫从鼠窟营生活,敢请诸贤放眼看。其五(卷十二,页十四)

文化台得宅在岩谷间,名之曰遐谷,诗以记之真人已出龙犹潜,反掌乾坤见新局。岂知投老归何所,怀想旧京倚乔木。(卷十二,页十五)

原来他和本庄繁、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策画复辟,已快成熟了。

民二十一年(一九三二),满洲国成立,溥仪做执政,孝胥做国务总理,兼军政部总长,又兼文教部总长。民二十四年(一九三五),溥仪再做皇帝,孝胥仍做总理国务大臣。可是日本人对他并不满意。因为日本人的计画,他要修改;关东军的主张,他敢驳回。终于在溥仪做皇帝后的第三年(一九三六)上,被迫告退。再过三年(一九三八),他就死了,葬在沈阳,据说满洲国的京都,孝胥本主张要在沈阳的。日本人却定要在长春。身前争之不得,死后也要埋骨在此。他的夫人先死在上海,这时也移柩东来合葬,强迫老婆同做满洲国的鬼。

罗振玉在前清的官衔为学部参事官、农科大学监督、学部二等谘议官、丞参上行走。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后,他也自居于遗老。但也直到民十三年(一九二四)便是甲子年,才重入北平,做溥仪的老臣。从此以后的生活,可看他儿子所作哀启:

甲子(民十三年[一九二四])夏,奉旨着在紫禁城骑马。八月,奉命入直南书房。未几,值宫门之变,先严扈跸幸使馆,复侍上微行至天津。……戊辰(民十七年[一九二八])冬,奏陈乞身,迁地旅顺。辛未(民二十年[一九三一))秋,满洲事变勃发。先严受各方之托,往来于奉、吉、黑间,筹商建国大计。……大同元年(一九三二)春,先严扈驾入都(长春),国基大定,即辞卸参议府参议及振务督办职。康德二年(一九三五)夏,转任为监察院长,坚辞未蒙俞允。康德四年(一九三七)五月,……蒙恩引退,归寓旅顺。但每隔数月,必诣新京,恭请圣安。

民十七年(一九二八)后振玉的退居旅顺,原是说因病休养,但是吾们试看他所作《冷吟社诗集》序:

予自津沽徙寓辽东,意谓黑山白水,王迹所基,其间殆有命世之才,晦迹庸众,待时而动者,将访求其人,与商大事。乃见宿将某,示以意,窥其酬对虽慷慨,而中少诚意,舍之去。巳又闻吉林参谋长熙公(洽)任侠负奇禀,欲往见,求宝沈庵宫保(熙)为之介。或泥之曰:“此公饮醇近妇,何见为?”予曰:“此安知非有托而逃,以晦其迹耶?”卒往见,则果磊落坦白,推襟送抱,与某宿将大异。因以平日之所期者期之,且郑重后约。逮柳条沟之变,则去与君相见,尚未逾年,亟携儿子于戎马纵横中,再访公理前约,且以成谋告。公果奋袂而起,首率诸将树立宏业,于是世莫不知新邦之建立,公其首功也。……

康德三年(一九三六)春正,抱残老人罗振玉书或许可以断言,振玉当时实有一个任务,便是秘密筹画复辟。振玉因为玩骨董、弄考据,和日本人士相识很多。旅顺又是前清恭亲王、肃亲王等群居之所,在日本卵翼下时作复辟念头。所以振玉的出居旅顺,决不是偶然的,而这一篇序恰好道出当初复辟运动的一段秘密。康德七年(一九四○)六月十九日,振玉死了。

民三十四年(一九四五),苏联盟军开入旅顺,据说要用振玉的房子,把屋里的东西尽数丢出马路,于是数十年的收藏,一朝散失无遗。

陈宝琛是溥仪的师傅。他从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到民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始终没有离开过溥仪。溥仪出关时,他没有从行。只于溥仪到旅顺后,去见过一次。到长春后,又去见过两次。民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二月,他死在北平。陈立三给他做墓志铭说:

甲子(一九二四)十月之变,公衣冠立神武门外,不得入。闻车驾幸醇亲王府,亟奔赴。旋定出狩天津,事秘不闻,公终未尝为人言也。所进讲,大要主修德奉天时,循遵养之义,静以观天下之动。丁巳(一九一七)五月之役、辛未(一九二一)十月东北之行,皆非公本谋。或以怯懦见疑,公不自别白,惟深宾太息而已。疾革,顾诸子曰:“已矣!我有所负疚,极不能忘者,今且奈何!”(原文载《陈文忠公奏议》)

似乎还能忠实地写出宝琛的心事。总之,宝琛是不主急图复辟的。他儿子所做的行述又说:

复将于去秋(一九三四)往觐,病咳嗽,入旧京就医。冬后,病寒不出户者两月。命不孝懋复往谨代祝嘏。……不孝懋复正月十九日返命,先君已复病,入德国医院,卒不效,护归,濒危,呼不孝语云:“此局将何以继?”遂革。

此局将何以继?便是说:这一个满洲国将怎样下去?似乎宝琛也早就见到它不能持久的了。

宝琛第四个儿子陈懋需,学习航空驾驶,于康德四年(一九三七)一月自杀,据说为和溥仪某一妹子失恋之故。

这三位老臣,溥仪于陈宝琛死后,赐谥文忠;罗振玉死后,赐谥恭敏;于郑孝胥弥留时,赐给大勋位。前两个还是清朝的派头,后一个却是日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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