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衡校釋卷第二十八
正說篇盼遂案：此篇可作兩漢經學源流讀。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為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尚書、春秋事較易，略正題目麤粗之說，「麤粗」，朱校元本、程本同。錢、黃、王、崇文本作「麤麤」，非。盧文弨鍾山札記二曰：「說文：『麤，行超遠也，倉胡切；粗，疏也，徂故切。』兩音兩義。昔人多以『麤粗』連用成文。繁露俞序篇：『始於麤粗，終於精微。』論衡正說篇：『略正題目麤粗之說。』莊子則陽篇釋文司馬云：『鹵莽猶麤粗也。』改作『麤麤』，便不成文理。」以照篇中微妙之文。舊本段。
說尚書者，或以為本百兩篇，尚書序正義引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史記伯夷傳索隱引作「三千三百三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
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藝文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存，立也。「景帝」當為「文帝」之誤，說見下。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漢書儒林傳：「伏生，濟南人，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韶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史、漢錯傳亦云文帝遣之。此云「景帝」，誤也。後漢書翟酺傳，酺言：文帝始置一經博士。蓋即謂始存尚書。藝文志序曰：「孝文時頗登用，孝景不任儒。」充謂景帝始存尚書，亦非也。漢書儒林傳注，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後書伏湛傳云：「九世祖勝，字子賤。」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盼遂案：隋書經籍志云：「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知論所云逸易者，即今說卦三篇也。唯論衡云「一篇」，隋志作「三篇」。不同者，蓋說卦本合序卦、雜卦而為一篇，故韓康伯注本及唐石經仍以說卦、序卦、雜卦為一卷。後人猥稱為三篇，實不足究。逸書一篇，則自來認為太誓。隋書經籍志及經典釋文敘錄皆明言之，可云無疑。惟逸禮一篇，究不能知為某本某章，姑存疑而已。秦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尚書序疏曰：「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案：「掘地所得」，今書無此文。經義叢抄徐養原曰：「充言益一篇，不知所益何篇。以他書攷之，易則說卦，書即太誓。唯禮無聞。而史、漢皆言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初未嘗有所缺。」又按：書序疏云：「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摠之，并云伏生所得，不復曲別分析。」又云：「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今按：關于泰誓，諸說莫一：有謂伏生前已見太誓。有謂泰誓後得，而「後得」又有二說：一謂得於武帝時，一謂於宣帝時。有謂伏書本有泰誓，所謂後得者，重得耳。有謂得於宣帝時，乃傳聞之誤。詳戴東原集尚書今古文考、陳壽祺左海經辯今文尚書大誓後得說、孫志祖讀書脞錄、王鳴盛尚書後案、朱彝尊經義考、王引之經義述聞、經義叢抄、徐養原今古文尚書增太誓說、錢大昕潛揅堂集、俞正燮癸巳類稿、皮錫瑞尚書通論、劉師培答方勇書、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吳丞仕經典釋文序錄講疏。至孝景帝時，盼遂案：孝景皇帝為孝武皇帝之誤。案書篇亦云：「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決此「景」字為誤。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閻若璩曰：「云『孝景時魯共王壞孔子宅』，較漢志『武帝末』三字則確甚。何也？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魯，徙二十七年薨，則薨於武帝元朔元年癸丑，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王初好治室，季年好音，則其壞孔子宅，以廣其宮，正初王魯之事，當作『孝景時』三字為是。」暉按：佚文篇、案書篇並謂武帝時，則此作「孝景」，蓋傳寫之誤。漢志亦本作「武帝初」，「末」字訛也。武帝使使者取視，注佚文篇。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當作「東萊」，注見佚文篇。盼遂案：漢書儒林傳及經典釋文敘錄並作東萊張霸，考東萊郡與東海郡非一地，疑論衡誤也。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舊本段。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聖人作經，賢者作書。言「燔詩書」，謂燔詩經之傳。
夫詩經獨燔「獨」疑為「猶」形誤。猶，均也。言詩經亦燔，不獨傳。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未知何出。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論語先進篇文。五經總名為書。傳（儒）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傳者」當作「儒者」。秦始皇三十四年，「三」舊作「二」，依史記始皇紀正。語增篇不誤。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頌，謂之為諛。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為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惑亂黔首，乃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詩）書百家語者刑，「諸書」當作「詩書」。史記始皇紀、前語增篇可證。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詩）家之書也。「諸」當作「詩」。上文「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此文即破其說。傳（儒）者信之，「傳者」當作「儒者」。見言「詩書」，則獨謂〔詩〕經（謂）之書矣。下「謂」字，即「詩」字之訛，文又誤倒。舊本段。
傳（儒）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傳者」當作「儒者」。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
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為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晁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矣。舊本段。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曰」，朱校元本、程、何、錢、黃本同。王本作「四」，崇文本作「北」。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引「曰」在「法」字上，蓋以意乙，屬上為句，與上下文例不合，非也。王鳴盛引作「法北斗七宿」。王引之經義述聞引作「法斗，四七宿也」。蓋亦意正。疑是。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盼遂案：上「曰」字當為「四」字之誤，而又與「斗」字互倒。孔叢子連叢上：「孔藏與侍中從弟安國書云：『且曩所謂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自然也。河圖、洛書乃自百篇也。』」是太誓未出以前，尚書學通以二十八篇法四七宿矣。法斗者，太誓出後，尚書家以比二十八有斗星也。故二十九。江聲曰：「伏生尚書，實二十八篇，無序。故論衡云『或說尚書二十八篇者曰，法斗七宿也』云云。假使伏生尚書有敘，則百篇之名目具見，雖妄人亦不造此『法斗七宿』之說也。」經義述聞：「某孝廉曰：『此以四七宿當二十八篇，以序當斗，言序之{隱木}括二十八篇，猶之臨制四鄉。若大誓，不足當斗矣。』王引之曰：論衡引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云云，而駁之曰：『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猶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夫曰『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篇立法』，則『法斗，四七宿』者，經文二十九篇，而序不與矣。」孔叢子連叢篇：「孔臧與弟書：『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邪？』」漢書劉歆傳臣瓚注：「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王引之曰：「蓋晉人始有是說。魏、晉間偽古文尚書已出，以偽作之大誓為增多伏生之篇，而擯伏生之大誓而不數，故但云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也。王充所謂其一曰斗者，非指太誓；所謂四七二十八篇，亦非除太誓計之也，特分言法宿法斗，以合成二九篇之數耳。孔叢子陽襲其說，而陰違其意，輒除太誓計之，而稱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則妄矣。」皮錫瑞曰：「伏生傳書二十九篇，有康王之誥而無太誓。史公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亦當不數太誓。其後歐陽、夏侯三家，併入太誓，遂與二十九篇之數不符，乃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兩漢人言今文尚書者，皆以為二十九篇，無二十八篇之說。然史公所謂二十九篇者，當分顧命、康誥為二篇數之；班孟堅、王仲任所謂二十九篇者，在三家增入太誓之後，當合顧命、康王之誥為一篇數之。其後偽孔書出，別撰泰誓三篇，不數漢人太誓，又當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合併之後，於是尚書止有二十八篇，而偽孔叢子及臣瓚漢書劉歆傳注遂有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之說矣。」
夫尚書滅絕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陳壽祺曰：「所引或說，乃今文家言。其駁詰，亦據今文為說。若古文，則按百篇之序，二十九篇外，尚有逸書二十四篇，不得云『闕遺者七十一篇』。」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經義述聞載某孝廉書云：「論衡又引或說云云。按王仲任在東漢世，久見太誓在尚書中，故并數為二十九，與前斗四七宿，又別為一說，自不同也。」王引之曰：「所云『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有法』，此今文家說也。曰『選二十九篇』，則為經文甚明。若謂其一是序，則史記、漢書皆以序為孔子所作，豈得自作之而自選之乎？又曰：『二十九篇獨有法。』出於或說，非仲任數之為二十九也。或說二十九篇，數大誓，而不數序，與史記儒林傳合。此二十九篇不計序之明證。又曰『二十九篇獨有法』，即承『法斗四七宿』而言，不得分以為二。」蓋俗儒之說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也；有章句，「也」字舊在下「句」字下，今從崇文本正。盼遂案：「也」字崇文本在上「章句」下，宜依之。「猶有章句也」，「猶有文字也」，兩「猶」字皆為「由」之借字。言篇之成立由於章句，章句之成立由於文字也。古書由、猶多通用。禮記雜記：「猶是附於王父也。」鄭注：「猶當作由。」雜記又云：「則猶是與祭也。」鄭注：「猶亦當為由。」與論衡此處用法正同。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毛詩正義曰：「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上取諸商，下取諸魯，皆絃歌以合韶、武之音，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亡六篇，今在者，有三百五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詩譜序疏：「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云三百五篇者，或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或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
或說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或說春秋十二月也」，語意不具。當作「或說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下文云：「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有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即駁或說十二公法十二月之妄。今脫「十二公法」四字，則使下文所論無據矣。公羊隱元年何注：「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哀十四年疏曰：「何氏以為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此云「法十二月」，即法天數之義。
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說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公羊哀十四年傳：「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何注曰：「人道浹，王道備，撥治也。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疏：「正以三代異辭，因父以親祖，以親曾祖，以曾祖親高祖，骨肉相親，極于此，故云人道浹也。云『王道備』者，正以撥亂于隱公，功成于獲麟，懍懍治之，至于太平，故曰『王道備』也。」春秋繁露玉杯篇、史記太史公自序、說苑至公篇亦有此說。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白虎通三軍篇：「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為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也。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為不足，故復加二千人，（「二」本作「五」，依抱經堂本校改。）因法月數。月者，群陰之長也。十二月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萬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天下太平也。」此云「未必有所法」，與孟堅說異。周禮夏官序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六師，即六軍也。穀梁襄十一年傳曰：「古者天子六師。」詩大雅常武曰：「整我六師。」又棫樸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小雅瞻彼洛矣曰：「以作六師。」皆謂六軍為六師。孔子作春秋，紀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眾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文有脫誤。是故經傳篇數，皆有所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詩」字衍。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禮竟，文辭備足，則為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說不同，更別為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安得法象之義乎？舊本段。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文選養生論注，養生經：「人生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左僖三十二年正義同。呂氏春秋安死篇：「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下壽不過六十。」莊子盜跖篇、意林引王孫子並云：「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淮南原道訓：「凡人中壽七十歲。」晉書周訪傳，陳訓謂陶侃上壽，周得下壽。後陶年止七十六，周止六十一。蓋壽有三品，古說如是。而各品實數則不齊也。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公羊隱元年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徐疏：「論象天數，則取十二；緣情制服，則為三世。」據此，何休分三世，乃緣情制服，非據「中壽八十」也。徐疏又曰：「鄭氏云，九者陽數之極，九九八十一，是人命終矣，故孝經援神契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為限。』然則隱元年盡僖十八年為一世，自僖十九年盡襄十二年又為一世，自襄十三年盡哀十四年又為一世。所以不悉八十一年者，見人命參差不可一齊之義。又顏安樂以襄二十一年孔子生後即為所見之世。」是鄭、顏又與何氏異義，而并與此據中壽之說不同。又說為赤制之中數也。公羊傳。隱公第一」下疏曰：「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瀆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丘攬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云：『丘水精，治法為赤制功。』」漢史晨碑云：「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又云：「昔在仲尼，主為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又引尚書考靈耀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為赤制，故作春秋。」韓敕碑云：「孔子近聖，為制定道。」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云：「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為漢制作。」類聚九十引孔演圖曰：「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須頌篇云：「春秋為漢制法。」佚文篇云：「孔子為漢制文。」以上諸文，皆以春秋為赤制也。蓋出緯書及今文家說。「中數」未聞。盼遂案：揚子法言孝至篇：「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說者謂子雲豫知漢祚應享四百五十二歲，故云二百一十載而中天。仲任引春秋說二百四十二年，為赤制之中數。意其時緯候之學，必盛此種傳說。又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夢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為期。』」述好為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一姓不得受命。是論衡所引春秋赤制中數之說，必本於符命讖記之事矣。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注見前。
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為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範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為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孫曰：「三世」二字不當重，或即下「三世」二字當作「三八」。下文云：「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為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為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為始，是竟以備足為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設）隱公享國五十年，先孫曰，「說」當作「設」，形聲相近而誤。將盡紀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紀載，同一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舊本段。
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注謝短篇。
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劉歆說同，見漢書五行志。注詳感虛篇。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歸藏）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先孫曰：此文多訛挩。夏、殷二易，不宜同出烈山。下「烈山氏」當作「歸藏氏」。「周人曰周易」，當作「周人因之曰周易」。朱震漢上易傳引姚信云：「連山氏得河圖，（烈、連一聲之轉。）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玉海三五同。）並與此說同。當據以校正。暉按：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路史發揮一并引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氏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帝王世紀亦言：「殷人因黃帝曰歸藏。」與姚信說異。此文既謂夏人因烈山為連山，周人因伏羲曰周易，則殷人因歸藏曰歸藏，當同姚信說也。餘注謝短篇。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周禮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鄭注：「三易卦別之數亦同，其名、占異也。每卦八，別者重之數。」疏云：「經卦皆八者，連山、歸藏、周易皆以八卦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為本。據周易以八卦為本，是八卦重之，則得六十四。」據此，則「卦」下脫「皆八其別」四字。若作「經卦皆六十四」，則差之遠矣。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漢書藝文志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易正義曰：「周公作爻辭。」按諸儒以易為三聖重業，即伏羲、文王、孔子。（漢書藝文志、前謝短篇同。）言周公，自此始。世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幾滅不存。
既不知易之為河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案禮夏、殷、周三家相損益之制，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後，論今為周易，則禮亦宜為周禮。漢人稱士禮曰禮，即今儀禮。注謝短篇。六典不與今禮相應，六典，注謝短篇。今禮未必為周，則亦疑今易未必為周也。案左丘明之傳，引周家以卦，與今易相應，殆周易也。
說禮者，皆知禮也。（為）禮〔為〕何家禮也？孫曰：「為禮何家禮也」，當作「禮為何家禮也」。「禮為」二字誤倒。下文云：「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邪？夏、殷也？」故此云：「禮為何家禮也？」若作「為禮何家禮也」，不可通矣。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見論語為政篇。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邪？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六典。或時殷禮未絕，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為周禮也？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是也。其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興矣。後漢書儒林傳云：「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肅宗親臨稱制，又詔高才生受古今尚書，雖不立學官，皆擢第為講郎，給事近署。」章帝紀建初八年詔曰：「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是於仲任時，古文學已盛。此云「不興」者，蓋據不立學官言也。荀悅漢紀論中興後經學曰：「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好尚之，然希得立於學官。」舊本段。
說論者，島田翰曰：「論」即「論語」省略，古書往往有此例。或云「論」下當有「語」字，此誤脫。未知孰是。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知〕周以八寸為尺，島田翰曰：「但」下當有「知」字。此蓋誤。禮記王制鄭注曰：「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說文夫部：「周制八寸為尺。」尺部：「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白虎通曰：（通典禮十五引。今佚。）「夏法日，日數十也。日無不照，尺所度無所不極，故以十寸為尺。殷法十二月，言一歲之中無所不成，故以十二寸為尺。周據地而生，地者陰也，以婦人為法，婦人大率奄八寸，故以八寸為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
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鄭玄曰：「論語，仲弓、子夏等所定。」困學紀聞七曰：「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猶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羅豫章二程語錄曰：『伊川曰：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撰。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按：論語載有孔子弟子言行，此云「共紀孔子」者，論語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云云，藝文志引作「孔子曰」。又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說苑建本篇作「孔子曰」，是諸弟子亦述師聞也。敕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四書考異總考九論語原始曰：「王氏云，論語本數十百篇，殊覺駭聽。然溯未輯論時言之，亦未可謂其夸誕。王此言，當時必更有本，今不可稽。」以八寸為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島田翰曰：「以但」當作「但以」，此蓋誤倒。暉按：王本、崇文本作「但以」，今據乙。精簡二尺四寸，傳記一尺。詳謝短篇。量知篇云：「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尚書序疏：「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大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漢世通謂論語為傳。以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四書考異論語稱傳考曰：「論語、孝經等博士，當時亦稱傳記博士。其所以謂傳，邢氏論語疏與書正義說同，孔、邢二氏之說，必無以易。」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隋書經籍志：「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同出」謂出孔壁而安國獻之也。此云武帝發取，其說獨異。注佚文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孫世揚論語考曰：「魯」字疑衍，下「齊、魯」同。「九」當作「七」，合齊、古乃為三十篇。章太炎曰：漢書藝文志論語家有孔子家語及孔子徒人圖法二書，太史公述仲尼弟子又提及弟子籍一書，三十篇中，或者有以上三書在內。孫曰：「齊、魯二，河間九篇」，當作「齊、魯、河間九篇」。「二」字涉上下諸「二」字而衍。合齊論語、魯論語、河間論語為九篇，加古論語二十一篇，正得三十篇。至於仲任此說，與漢儒所言並異。翟灝四書考異論之曰：「河間論語，不惟漢志不載，諸儒皆絕口不言。據云古文二十一篇，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當時齊論已多於古二篇，則河間論語當有七篇。漢志論語十二家，有燕傳說三卷。燕傳猶言燕論語，疑即河間論語。河間故趙地，偪近於燕，或河間獻王得自燕境，因一稱燕傳歟？」劉寶楠論語正義曰：「魯論、齊論已見前志，不得別有齊、魯合河間為九篇，出於漢志之外，又合古論為三十篇。古論久入孔氏，昭帝女何由得讀？既帝女能讀，而宣帝博士轉難曉，此皆無稽之說，不足與深辨也。」黃以周儆季文鈔曰：「漢初稱論語，本不專指今所傳之二十篇。凡孔門師弟子討論之語，皆謂之論語。漢志論語十二家，如孔子家語、孔子三朝諸書皆屬焉。其在漢初所稱論語，尚不止孔子家語、孔子三朝諸書。時河間獻王好古學，所得論語有數十百篇，本不止三十篇。自昭帝女專讀孔壁諸篇，於是二十一篇勒成一書。仲任斯說，最為覈實。攷古文論語與魯論語目本同，所異者，古文分堯曰篇「子張」以下別為一篇，故魯論二十篇，古文有二十一篇，齊論又別有問王、知道，為二十三篇。河間又附以孔子三朝七篇，為三十篇。論衡於古文二十一篇之下，當云『齊、河間九篇』。『魯』字衍文也。」竊謂諸家所考，似難憑信。「魯」字亦非衍文。疑漢代所傳論語，各本互異，班志本於七略，與王充所論異，不可強同。漢志稱魯扶卿傳魯論，王充謂孔安國授魯扶卿，此又不同。且王充又云：「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可知齊、魯、河間論語中所無者，或古文有之；古文中所無者，或齊、魯、河間有之。以四種論語較之，折累而言，即以齊、魯、河間論語所有而為古論所無者，得九篇而已。若謂齊論比古論多二篇，河間論語多七篇，以符九篇之數，必不合矣。蓋班氏所注，與王氏所見之書，自不同也。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孫世揚曰：「女」字疑誤。昭帝讀之，而曰「未云有明」。見本紀。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藝文志曰：「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各弟子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引傅子曰：「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論語皇疏序曰：「語是孔子在時所說，而論是孔子沒後方論。」并謂弟子論纂孔子之語。故曰「論語」。章太炎曰：「論語命名，非孔子及七十子所定，乃扶卿所名。」即本此文為說。四書考異論語稱傳考曰：「論語名，見禮坊記及今家語弟子解。今家語不可信，坊記可信也。蓋自孔氏門人相論纂畢，隨題之為論語矣。漢文帝朝已置論語博士，王充云：『孔安國以授扶卿，始曰論語。』非也。」孫世揚曰：「據論衡此文，則扶卿之學，傳自孔安國。而藝文志以為扶卿傳魯論，是魯論本出於古文也。藝文志傳齊論者有王吉以下六人，皆後於孔安國。其膠東庸生，則孔之再傳弟子也。（見儒林傳。）似壁中古文未出以前，不得有論語之書；古文出，而孔安國以教扶卿，始曰論語，似前此亦不得有論語之名。考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則論語之名，不自安國始名。陸賈新語、賈誼新書、董仲舒春秋繁露諸多稱引，是論語之書，不自古文始傳。蓋『論語』之名，初甚廣泛，凡記孔門言行者，如三朝記及仲尼閒居、孔子燕居之類，以及家語二十七篇、孔子徒人圖法二篇，悉以為稱，故王充言論語有數十百篇也。秦火以後，傳誦不絕，而未有專師授受，故賈、董輩雖肄業及之，而史不明言其傳授。王充言漢興亡失者，亦謂其散亂不治而已。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壁中古文論語，（見藝文志及說文序。）還之孔氏安國，以授扶卿，自是論語之名始有限制，論語之學始有專師。此王充所謂始曰論語，別於前此之泛稱論語者矣。」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元本重「篇」字，今據補。「讚」字疑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問，以織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溫故知新，可以為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謝短篇亦有此文。作「古今不知」。舊本段。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見孟子離婁上。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奇說異意，深美之據也。今俗儒說之：「春者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為春秋。」此蓋出春秋緯也。公羊傳卷一徐疏，春秋說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者，道春為生物之始，而秋為成物之終，故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也。」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說〕尚書者，以為上古帝王之書，「說」字今以意增。或以為上所為下所書，春秋說題辭曰：「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遺書也。」又曰：「尚書者，二帝之跡，三王之義，所以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類聚五五、御覽六０九。）偽孔書序曰：「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疏引馬融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以上諸文，并與仲任所引前說同。後一說，亦見須頌篇，彼文云：「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為，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釋文序錄。）義與後說同。漢人解「尚書」之義，有出此二說之外者。書序疏引鄭玄書贊曰：「孔子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上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史通六家篇引尚書璇璣鈐云：「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鄭氏本璇璣鈐，為今文，而與仲任不同者，皮錫瑞曰：「仲任所引皆今文說，而與鄭不同者，仲任習歐陽尚書，所引蓋歐陽說；鄭君殆用夏侯說，故不同歟？」又按：「釋名釋典藝曰：「尚書，尚，上也。以堯為上，始而書其時事也。」與上列三說並異。授事相實而為名，不依違作意以見奇。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元本「謂」作「言」，「言」作「者」，朱校同。按：元本義長。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縣官謂天子。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為實，不以日月為意。若夫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為意使。公羊、穀梁皆以日月為例。公羊隱元傳：「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何注：「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又三年傳：「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又云：「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謁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桓十七年傳：「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何注：「去日者，著桓行惡，故深為內懼，其將見殺無日。」穀梁隱元年傳：「不日，其盟渝也。」楊疏：「左氏惟大夫卒，及日食以日月為例，自餘皆否。此傳凡是書經皆有日月之例者，以日月相承，其事可悉，史官記事，必當具文，豈有大聖脩撰，而或詳或略？故知無日者，仲尼略之，見褒貶耳。」傳又云：「卑者之盟不日。」又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又八年傳：「外盟不日。」凡此之例，皆謂故使日月不具也。唐陸淳春秋纂例，謂公、穀以日月為例，皆穿鑿妄說。失（夫）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先孫曰：「失」當為「夫」。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實及言〔冬〕夏，盼遂案：「及」疑當為「冬」之誤字，古「冬」與「及」字形極近。「冬」與「言」又互倒。文本為「夫春秋實言冬夏」。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夏」上脫「冬」字。釋名釋典藝曰：「春秋，言春秋冬夏終而成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也。」孟子離婁篇趙注：「春秋以二始舉四時。」杜預左傳序：「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穀梁傳楊疏曰「名曰春秋者，以史官編年記事，年有四時之序，春先於夏，秋先於冬，故舉春秋二字以包之。」并其義也。按：所以名「春秋」者，除此所引俗儒及仲任己意二說外，尚有二通：賈逵曰：「取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左傳杜序疏。）服虔、何休義同。（據公羊疏。）釋名釋典藝云：「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溫涼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為名也。」亦與賈、服不異。又一說曰：「春秋說云：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公羊傳疏。）此二說，皆妄為華葉之言。春秋之名，當以錯舉四時之說為正。賀道養、孔穎達、楊士勛、徐彥言之詳矣。舊本段。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詩唐風鄭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是鄭以堯為諸侯於唐，即漢晉陽；為天子居平陽。皇甫謐曰：「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於詩為唐國。」（詩譜疏。）則謐說又異，以堯為唐侯時，居中山唐縣。漢志中山國唐縣注，應劭曰：「故唐國也，唐水在西。」張晏曰：「堯為唐侯，國於此。」餘注吉驗篇。舜從虞地得達，左哀元年傳：「逃奔有虞。」杜注：「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春秋大事表七之四：「堯典：『嬪于虞。』虞在河東大陽縣西，山上有虞城，（皇甫謐語。）今為山西解州平陸縣，舜因以為有天下之號。周興，封仲雍之後為虞國，正是其地。而禹受舜禪，封商均于虞，卻在梁國虞縣，今為河南歸德府虞城縣。」餘注本性篇。禹由夏而起，史記夏本紀正義：「夏者，帝禹國號也。」帝王紀云：「禹受封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陽翟是也。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翟縣，夏禹國，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此。」注應劭曰：「夏禹都也。」臣瓚曰：「世本：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陽翟也。」師古曰：「陽翟本禹所受封耳。應、瓚之說皆非。」按：師古說是也。水經注云：「河南陽翟縣有夏亭城，夏禹始封於此，為夏國。」詩唐風譜疏引皇甫謐曰：「禹受舜禪，都平陽，或於安邑，或於晉陽。」則是禹初封陽翟，後即天子位於平陽，或安邑，或晉陽。陽翟有夏亭，禹由夏而起，故重本不忘始，因以為號。通鑑外紀云：「禹都安邑，或云平陽，亦云晉陽，及韓。」據漢志，韓即陽翟，乃始封地，與即位後所都混言不別，蓋襲皇甫謐說而不一考漢志與水經注也。又通鑑前編曰：「禹踐天子位于韓，」注引通志曰：「禹受帝舜之禪，踐天子之位於安邑，即韓國也。」謂韓即安邑，其說殊謬。湯因殷而興、商頌玄鳥鄭箋：「湯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疏曰：「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居亳，於盤庚言亳殷，是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書序鄭注、地理志并以殷都亳在河南偃師。皇甫謐謂湯都在穀熟，臣瓚謂在濟陰薄縣，與鄭玄、班固說不同。顏師古漢志注、孔穎達玄鳥疏、王鳴盛尚書後案并辯其誤。史記項羽紀云：「洹水南殷虛。」集解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於此』，汲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虛，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索隱：「釋例云『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是也。」今按：偃師漢志屬河南郡；朝歌、湯陰、林慮屬河內郡。圖經曰：「安陽在淇、洹二水之間，本殷虛也。」是偃師殷都，與安陽殷都，二說不同。二十年前，河南安陽縣出土龜甲文字，足證後說非妄。蓋殷都數遷，偃師亦其一，不可執此以規班、鄭之非。俞正燮癸已類稿、魏源書古微據史記六國表序「湯起於亳」，以為湯因起之亳後以為得天下之大名者，在陝西商州，非河南偃師，偃師為其得天下後所遷之地。又按：詩譜疏曰：「成湯之初，以商為號，及盤庚遷於殷以後，或呼為殷，故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曰殷。』」此云「湯因殷而興」，則非盤庚後始改稱殷也。孔疏沿鄭玄之誤。毛奇齡經問曰：「盤庚無易國號之理，殷即商，同在亳都，皆在河南。盤庚云：「紹先王之大業。」正謂此殷地，即契所封，而湯所都，皆先王大業耳。況盤庚以前，早有殷名；盤庚以後，仍稱商號，皆前後互稱。」馮氏解舂集亦謂「殷侯」，自夏帝泄以來皆然也。路史後記十二注引作「湯因商而興」。改「殷」為「商」者，蓋以湯因契所封商地而興，因為代號，不得言「殷」，亦失之未考也。武王階周而伐，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縣中水鄉，周太王所邑。」郡國志：「美陽有岐山，有周城。」注杜預曰：「城在縣西北。」帝王世紀曰：「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皇甫謐曰：「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商頌鄭譜疏曰：「周即處邰，處豳，國號變易，太王來居周地，其國始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當以周為號，不得遠取邰也。」盼遂案：吳承仕曰：「伐疑當為代。」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為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為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以上下文例之，「殷」下當有「湯」字。周武則功德無不至。白虎通號篇曰：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號，（「號」上舊衍「禮」字。）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號表著己之功業。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當為中和之道也；聞也，見也，謂當道著見中和之為也。（句有誤。）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或曰：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為秦，漢之為漢。秦起於秦，史記秦記：「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曰：『昔柏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集解徐廣曰：「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水經渭水注：「秦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也，秦之為號始自是。」漢興於漢中，蜀志先主傳：「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史記六國表序云：「漢自蜀漢。」公羊傳序疏云：「漢者，巴、漢之間地名也。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分天下為十八國，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漢之間，四十一縣，都於南鄭。至漢王五年冬十月乃破項羽軍，斬之。六年（阮校當作「其年」。）正月，乃稱皇帝，遂取漢為天下號，若夏、殷、周既克天下，乃取本受命之地為天下號。」故曰猶秦、漢。「猶」字衍。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漢書本傳：「成帝永始元年封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王鳴盛十七史商確：「新野是南陽郡屬縣，而都鄉則新野之鄉也，故名新都侯。」盼遂案：亡新非莽初起之稱，特後漢人沿稱已久，仲任語焉不察爾。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為秦、漢作道德之說矣。皮錫瑞曰：「此引當時博士今文家言，仲任非之，而自為之說。其說雖不同，而以唐、虞、夏、殷、周為五家則同。鄭君書贊曰：（堯典疏。）『三科之條，五家之教。』三科者，古文家說，謂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也。五家者，今文家說，謂唐一家，虞一家，夏一家，商一家，周一家也。」舊本段。
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為天子也。」「說尚書」下，疑脫「者」字。上文「說論語者」、「說春秋者」句例同。「我其試哉」，堯典文。有「堯曰」二字，史記五帝紀同。今文經有「帝曰」二字也。偽孔本因之。正義曰：「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段玉裁曰：「鄭、馬、王本，為壁中真本，本無『帝曰』二字。枚頤偽本用今文尚書增之。故三家說皆不云有『帝曰』，直以『我其試哉』為四岳語。」皮錫瑞曰：「古文以『我其試哉』為四岳語，其義殊不可通。」按：此引書說，今文說也。「用為天子」，與鄭注「試以為臣之事」義異。文為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史記曰：「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用今文說。古文說以為四岳說，謂四岳請堯以女妻舜。觀者，觀爾（示）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此引當時今文書說。段玉裁曰：「觀爾」乃「觀示」之誤。「尔」形近「示」，又誤為「爾」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為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炤，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堯典「入」作「納」。段曰：「今文作『入』，古文作『納』。」皮錫瑞曰：「夏侯本作『納』，歐陽本作『入』。」烈風雷雨不迷。」堯典「不」作「弗」。段、皮并云：此今文也。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宋翊鳳過庭錄書說上曰：「『麓』當作『錄』。此書古文說也。」並非。燕然山銘：『納于大麓。』案銘上云：「寅亮聖皇，登翼王室。」是以「大麓」為大錄三公之位。訓「麓」為「錄」，與此文同。不必改作「錄」。餘詳下。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眾多並吉，若疾風大雨。臧氏經義雜記十一曰：「以上今文家說。以下王仲任義。」皮錫瑞曰：「據伏生、史公之義，則今文說以『大簏』為『山麓』，伏生不以『麓』為『錄』。訓『麓』為『錄』，由漢博士傅會，改其師說。此文『言大麓三公之位』云云，即夏侯博士以『麓』訓『錄』之說。而以『烈風雷雨』為『眾多並吉』之喻，又傅士異說也。段玉裁以『山麓』之說為古文，『大錄』之說為今文，蓋徒見今文說之誤者，解為『大錄』，（指夏侯說。）不知今文說之不誤者，正解為『山麓』。伏生、史公皆非古文說也。陳喬樅說，以『山麓』為歐陽說，『大錄』為大、小夏侯說，證以史公與王仲任皆用歐陽尚書，周堪、孔霸俱事夏侯勝，授元帝經，則元帝報于定國，乃用夏侯尚書。分別甚確。」夫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聖成事，「聖」字衍。「成事」二字為句，總冒下文，本書常語。注書虛篇。舜難知佞，使皋陶陳知人之法。注答佞篇。佞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知聖。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哉」，舊誤作「我」，今據錢、黃、王、崇文本正。試之於職，經義雜記曰：「鄭注云：『試以為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皆與仲任『試之於職』說合。」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淮南泰族訓：「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職治脩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入）〔大〕庶（鹿）之野盼遂案：文選齊竟陵文宣王形狀云：「置之虛室，人野何辨。」即本此文。善注引孟子「深山野人」之言，失之。而觀其聖，先孫曰：此用書舜典「納于大麓」義。「人庶之野，」，當作「入大鹿之野」。「入」訛為「人」，「鹿」訛為「庶」，又挩「大」字。（麓、鹿字通。魏公卿上尊號奏、受禪表，並作「大鹿」。前吉驗篇云：「堯使舜入大麓之野。」）宋翔鳳說同。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吉驗篇曰：「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脩，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亂龍篇曰：「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感類篇曰：「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并與此同。仲任用今文歐陽說。前所引書說「大麓」為「三公位」，乃夏侯說，仲任不從也。臧琳經義雜記曰：「書大傳云：『堯納舜大麓之野。』五帝本紀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仲任之說所本。馬、鄭注尚書亦從其義。」皮錫瑞曰：「王仲任引其時博士書說，以為試者，用之為天子；觀者，觀之於天下。聖人相信，不待試之觀之。而仲任非之，以為試者，試之於職，觀者，觀其夫婦之法也。二說皆今文義，而仲任之說為長。後漢書章帝紀引建武詔書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後漢紀楊賜上疏曰：『昔堯用舜，猶尚先試考績，以成厥功。』皆以為堯試舜以職。楊賜習歐陽尚書者，故與仲任說同，無四岳試舜之說。」夫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為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誠（滅）而不存；「誠」疑為「滅」字形誤。上文「使夫真是，幾滅不存」，句意與同。曲折失意，使偽說傳而不絕。
造說之傳，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經，不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之」猶「其」也。以為說證。經之傳不可從，五經皆多失實之說。尚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可見，故頗獨論。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
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易繫詞。出口為言，集札為文，「札」，舊作「扎」，今據朱校元本、程本正。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為文，實行為德，著之於衣為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文）彌明。「人」當作「文」。上下文俱論「文」、「德」，不得轉入「人」也。「人」、「文」形近之誤。說苑修文篇：「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句意正同。是其證。儀禮士冠禮注：「彌猶益也。」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睆者，大夫之簀，曾子寢疾，命元起易。事見檀弓。注感類篇。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為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折」疑為「析」形誤。盼遂案：「折」讀為「折獄制刑」之「折」，及「折衷於夫子」之折，意言斷也。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為神；盼遂案：「蛇」字當是「〈虫虫〉」字之誤。說文十三云：「〈虫虫〉，蟲之總名也。」十四云：「龍，鱗蟲之長。」龍亦蟲也，故仲任云龍於〈虫虫〉為神。人少見「〈虫虫〉」字，遂訛為「蛇」，不通矣。鳳羽五色，於鳥為君；注講瑞篇。虎猛，毛蚡蜦；「蚡蜦」當作「紛綸」。漢書司馬相如傳：「紛輪威蕤。」張揖曰：「亂貌。」史記作「紛綸」。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為聖賢。孫曰：「不」當作「文」。暉按：今本不誤。且夫山無林，則為土山；地無毛，則為瀉土；公羊宣十二年傳注：「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博物志曰：「地以草木為之毛，土為之肉。」「瀉」當作「潟」，聲之誤也。注超奇篇。人無文，則為僕人。「僕」，元本同。錢、黃、王、崇文本改作「樸」，是。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為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意林引論衡佚文曰：「天有日月辰星謂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謂之理。」易通卦驗鄭注：「天文者，謂三光也。地理者，謂五土也。」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注雷虛、自然篇。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事詳紀妖篇。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注感虛篇。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洿。物以文為表，人以文為基。棘（革）子成（城）欲彌文，子貢譏之。「棘子成」，朱校元本作「革子城」，下「子成」同。按：作「革子城」是也。論語顏淵篇：「棘子城曰：『君子質而以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也。』」鄭注，舊說云：「棘子城，衛大夫也。」即仲任所據。邢疏本作「棘子成」，皇疏本、高麗本并作「棘子城」，注同。漢書古今人表、三國志蜀志秦宓傳作「革子成」。論語後錄、群經義證、拜經日記并據詩「匪棘其欲」，禮記引作「匪革其猶」，謂「棘」、「革」古通。拜經日記又謂古論語作「棘」，今論語作「革」。即毛詩為古文，禮記為今文，可證。然則仲任多引魯論，元本作「革子城」，是也。今本乃後人據刑疏本妄改。說文心部：「〈忄弭〉，止也。」經典作「弭」，作「彌」，並借字。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舊本段。
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章太炎國故論衡下原儒曰：「文儒者，九流六藝大史之屬。世儒者，即今文家。以此為別，似可就部。然世儒之稱，又非可加諸劉歆、許慎也。」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為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為博士，門徒聚眾，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為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
答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情」下脫「文儒」云云五字。文儒、世儒並言，故謂其「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也。今本脫此五字，則「世儒」失所較矣。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為，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盼遂案：吳承仕曰：「非事二字疑誤。」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為賢？「折累」疑當作「析累」，析累猶「序累」也。注程材篇。佚文篇分文為五品，造論著說之文為上，即此所云「文儒」也。案古俊乂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禮記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楊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若」字誤，未知所當作。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孫曰：公孫疑指公孫弘。弘傳春秋，非尚書。且本書多詩、書、春秋連用，「公孫」上當有脫文。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史記儒林傳：「申公者，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疑」字重出，今刪。）又曰：「伏生能治尚書，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廑能顯其名？舊本段。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間」當作「閒」。下「思慮間」同。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韓非子詭使篇：「閒靜安居，謂之有思。」說苑雜言篇：「孔子曰：居不幽，則思不遠。」（荀子宥坐篇「幽」作「隱」。）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范蠡曰：『聞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度；形不愁，思不遠。』」使著作之人，總眾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或暇著作？孫曰：「或」當作「何」。下文云「何暇優游為美麗之文於筆札」，與此文正相應。此作「或」者，蓋涉上文「或曰」而誤。暉按：「或」疑「曷」聲誤。案書篇：「或蹈驥哉。」「或」亦當作「曷」，是其比。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數。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並注見下。何暇優游為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楊子雲存中郎之官，錢、黃、王、崇文本作「宮」，誤。盼遂案。吳承仕曰：「『存』疑當為『在』誤。」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意林引新論曰：「揚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雲為相，賦、玄不工籍。「籍」字疑涉下文「答」字偽衍。朱校元本「工」作「二」。盼遂案：「籍」字疑當在句首「長卿、子雲」之前。籍亦使也。鈔胥誤置于此，亟宜更正。
答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尚書無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威和萬民。」漢書董仲舒傳，冊曰：「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對曰：「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楚語左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昊不皇暇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說之云：「文王不敢驕。」此文謂因演易而不暇食，未知所據。楚語注：「日昳曰昊。」公羊定十五年傳注：「昊，日西也。」周公一沐三握髮，為周改法而制。韓詩外傳三：「周公誡伯禽曰：子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又見史記魯世家、說苑敬慎篇。并謂敬賢下士而然。此謂因為周改法，又異說也。又「握髮」，他書並同。朱校元本，上文及此并作「捉髮」，群書治要引說苑同，與今本亦異。書鈔十一引帝王世紀云：「一沐三捉，一食三起。」蓋傳書有作「捉髮」者。又按：「為周改法而制」，「而」字未妥，疑「立」字之誤。王本、崇文本并乙「而制」二字，屬下文讀作「為周改法制而周道不弊」，非也。說見下。盼遂案：「而」讀若「如」，與也。坊本作「改法制」，以「而」字屬下句，始由昧于古訓而然。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間也，周法闊疏，不可因也。「休」字疑誤。按：文當作「非思慮間也」。上文或曰：「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明孔子因「思慮間」而作。仲任意：孔子因周道弊，周法闊疏，不可因循，故作春秋，非思慮間也。定賢篇云：「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案書篇云：「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說苑君道篇：「孔子曰：夏道不亡，商道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亦即此義。或以「周道不弊」屬上讀者，非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胸臆，豈為間作不暇日哉？「不」疑當作「於」。感偽起妄，源流氣烝。起，因也。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漢志道家：筦子八十六篇。法家：商君二十九篇。兩書皆見管子、商鞅後事，或疑非其手著，以為先秦諸子，皆門弟子或賓客或子孫撰定，而無私人著述。按：超奇篇云：「商鞅相秦，功致於霸，作耕戰之書。」案書篇云：「商鞅作耕戰之術，管仲造輕重之篇。」本篇下文云：「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為。」是仲任不疑管仲、商鞅手著其書也。然管子小稱篇：「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小問篇：「百里徯，秦國之飯牛者，秦穆公舉而相之。」輕重甲篇稱「梁、趙」，戊篇稱「代、趙」，商君書稱「秦孝公」之謚，皆為非其手著之證。則充說不足據。傅玄、俞正燮并以為後人附益之耳。長卿、子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間也。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彌泥。「而」猶「則」也。「泥」疑為「深」字形誤。此文義無取於「泥」也。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居不幽」，「不」字衍。或即「而」字形誤。此即破上文「居不幽，思不至」之說。下文：「嚚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即申明「居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之義。嚚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無起，謂無所感動因起。〔無〕細知以問（閒）而能記。句上脫「無」字，「問」為「閒」字形訛。「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無細知以閒而能記」對文。與上「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句法相同。上文云：「嚚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即此「無細知以閒而能記」之義。蓋奇有無所因，無有不能言；兩有無所睹，「兩」字誤。無不暇造作。舊本段。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倚著，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通奇，其材已極，其知已罷。「罷」讀「疲」。案古作書者，多位布散槃解；句有誤。輔傾寧危，非著作之人所能為也。夫有所偪，有所泥，則有所自，篇章數百。當有脫文。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事見史記本傳。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事見史本傳。餘注道虛篇。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見史本傳。身且不全，安能輔國？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作文」，朱校元本作「作著」。疑此文原作「深於著作」。
答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為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有」字疑涉「身」字訛衍。盼遂案：下「有」字錯簡，本作「身有不暇徇也」。稱干將之利，「稱」上當有「世」字。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且）二也。「旦」當作「且」。公羊文五年傳何注：「且，兼辭也。」蛢彈雀則失鷜（鷃），射鵲則失鴈；先孫曰：「蛢」疑「羿」，下同。「鷜」，黃氏日抄引作「鷃」，當據校正。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兩為，不能成一。使干將寡刺而更擊，蛢捨鵲而射鴈，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為政治，盼遂案：「攻」當為「政」之誤。案書篇「劉子政」作「劉子攻」，誤與此同。政治本連文，此正承上文「安能不淺於政治」之語而為言也。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政」舊作「攻」，今從崇文本校正。廣雅釋詁：「侔，齊也。」子賤，宓不齊字，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治。古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管仲，注見前。漢志儒家：晏子八篇。柳宗元疑為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崇文總目以為後人揖嬰行事為之。梁章鉅意同。孫星衍以為其賓客為之。並不謂其手著。充說未塙。商鞅、虞卿，篇治俱為。商鞅注見前。虞卿注超奇篇。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史記陸賈傳：「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高帝不懌而有慚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餘注超奇篇。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注超奇篇。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有起」，謂有所感動因起也。上文云：「感偽起妄。」又云：「有鴻材欲作而無起。」出口為言，著文為篇。古以言為功者多，以文為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為過，不以書有非；呂不韋與太后私通，始皇壯，不韋恐，乃進嫪毐。太后私與通。事覺，連不韋，始皇以書責之。不韋恐誅，乃飲酖而死。淮南王安以父厲王死，時欲畔逆。事發，治其罪，遂自剄殺。并見史記本傳。使客作書，不身自為，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揖智略士作。」史記本傳：「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高誘淮南子序曰：「安為辨達，善屬文，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意林引新論曰：「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俊士，使著文作書。」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人古今違屬，「人」，王本、崇文本改作「夫」，非。「違屬」疑「連屬」之誤。盼遂案：二「章」字，疑皆當為「辜」之字誤。「違屬」疑當為「連屬」，亦形似之誤。此文本作「如不作書，猶蒙此辜。辜之禍人，古今連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徐樂上書，身拜郎中。並注超奇篇。材能以其文為功於人，何嫌不能營衛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死，李斯如（妒）奇，非以著作材極，盼遂案：「如」當為「始」之訛脫。斯奇非於死後，嘆為材極，蓋藉以掩媢嫉之咎歟？不能復有為也。「如」為「妒」字形誤。禍虛篇云：「李斯妒同才，幽殺韓非於秦。」是其義。上文惑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此即破其說，以為乃李斯嫉妒，非關著作也。春物之傷，或死之也；殘物不傷，秋亦大長。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朱校元本「假」作「嚮」，下缺一字，無「令」字。疑此文有誤。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己；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舊本段。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失」，舊作「夫」，程、錢本同。今依黃、王、鄭、崇文本正。（傳）違〔傳〕（聖）人（之）質，「傳違聖人質」，當作「違傳之質」。「聖」字涉下文諸「聖」字衍。「人」為「之」字形訛。「違傳」二字誤倒。此文以「經」、「傳」並言，傳謂傳經，若章句者；書謂諸子。謂諸子之書，皆失經之實，違傳之質。下文仲任難之曰：「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又云：「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傳相違，故謂之非。」則知或意以經傳為是，他書記為非。然則此文不當言「傳違聖人質」，明矣。謂「古今作書者，失經之實，違傳之質」，故仲任難以「何以獨謂經傳是」。若作「傳違聖人質」，則仲任詰難，失所據矣，是其證。盼遂案：「夫」當為「失」之脫壞，「傳」疑當在「經」之下。此文本為「各穿鑿失經傳之實，違聖人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盼遂案：吳承仕曰：「蕞殘，蕞當為菆，因訛為{艹冣}，故轉為蕞。」不成為道；玉屑滿篋，不成為寶。」鹽鐵論相刺篇：「玉屑滿篋，不成其（「成其」今作「為有」，依意林引。）寶。誦詩、書，負笈，不為有道。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繁眾辭而已。」前人近聖，猶為蕞殘，況遠聖從後復重為者乎？其作必為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
答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釋名釋典藝云：「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張華博物志文籍考：「聖人制作曰經，賢人著述曰傳。」儀禮士冠禮賈疏：「孔子之徒言傳者，取傳述之意。」俱賢所為，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正說篇云：「聖人作經，賢者作書。」釋名釋典藝云：「記，紀也，紀識之也。」儀禮士冠禮賈疏：「凡言記者，皆是記經不備，兼記經外遠古之言。鄭注燕禮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蓋自爾之後有記乎！」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孫曰：此文當作「彼見經傳之文，經須傳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書（傳）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孫曰：依上文校之，「他書」下疑脫「記」字。暉按：本文以書、傳、經三者相較為論。上文「書記」，下文「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之「文書」二字，並為變文，此似不必據增。此句誤在「書」字。「他書與書相違」句出兩「書」字，文不成義。下「書」字當作「傳」。上文或意「古今作書者違傳之質」，故仲任以書所以與傳違者，因其更造端緒，不願沿襲傳說也。若此者，韙是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尚）（令人）不缺滅，「常」為「尚」字形誤。「令人」二字為「今」字訛衍。「到今尚不缺滅」，謂未遭秦火也。謂之純壹，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徒），先孫曰：「休」當作「徒」。盼遂案：「休」當為「徒」之壞字。伏生之徒，謂張蒼、申公、田何諸人是矣。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晁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為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趙岐孟子章句題辭亦謂秦不焚諸子。文心雕龍諸子篇：「煙燎之毒，不及諸子。」諸子尺書，尺書，注謝短篇。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盼遂案：吳承仕曰：「鴻知二字，疑係連文。案書篇云『鴻智所言，參貳經傳』，即與此同。」皆傳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蕞殘？「折累」當作「柝累」下同。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為篇，樂須不（民）驩，吳曰：「不」當作「民」。樂記云：「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是其義。此文云：「詩采民以為篇，樂須民驩，禮待民平。」並以民事為說。誤「民」作「不」，義不可通。暉按：下文云：「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則謂樂待民驩而後成。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不空生樂。樂者和盈於內，動發於外，應其發時，制禮作樂以成之。」宋均注：「和盈於內，鄉人邦國咸歌之；發於外形，四方之風也。」（初學記十五。）是其義。吳校「不」作「民」，是也。引樂記，未得其義。禮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掇史記。公羊傳隱公第一，疏引六藝論云：「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又引解疑論云：「乃遺子夏等求周史記百二十國寶書脩為春秋。」尚書偽孔序，疏引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史記興（與）〔書〕無異，（書）「興無異書」，文不成義，當作「與書無異」。「興」、「與」形近而誤，「書」字又誤奪在下，遂使此文不通矣。史記非「經」，故云「與『書』無異」。尚書、春秋本於史記，故下文云：「由此言之，書亦為本。」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為本，經亦為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折累二者，孰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解扣明，「求」，朱校元本作「味」。「扣」，元本作「何」，朱校同。此文有誤。師師相傳，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盼遂案：「初」疑當為「仍」之形誤。既言「師師相傳」，不得云「初為章句」。上文「說章句者，不知求解扣明」，此云「師師」，師即章句師也。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為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尚書、春秋事較易，略正題目麤粗之說，「麤粗」，朱校元本、程本同。錢、黃、王、崇文本作「麤麤」，非。盧文弨鍾山札記二曰：「說文：『麤，行超遠也，倉胡切；粗，疏也，徂故切。』兩音兩義。昔人多以『麤粗』連用成文。繁露俞序篇：『始於麤粗，終於精微。』論衡正說篇：『略正題目麤粗之說。』莊子則陽篇釋文司馬云：『鹵莽猶麤粗也。』改作『麤麤』，便不成文理。」以照篇中微妙之文。舊本段。
說尚書者，或以為本百兩篇，尚書序正義引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史記伯夷傳索隱引作「三千三百三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
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藝文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存，立也。「景帝」當為「文帝」之誤，說見下。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漢書儒林傳：「伏生，濟南人，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韶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史、漢錯傳亦云文帝遣之。此云「景帝」，誤也。後漢書翟酺傳，酺言：文帝始置一經博士。蓋即謂始存尚書。藝文志序曰：「孝文時頗登用，孝景不任儒。」充謂景帝始存尚書，亦非也。漢書儒林傳注，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後書伏湛傳云：「九世祖勝，字子賤。」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盼遂案：隋書經籍志云：「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知論所云逸易者，即今說卦三篇也。唯論衡云「一篇」，隋志作「三篇」。不同者，蓋說卦本合序卦、雜卦而為一篇，故韓康伯注本及唐石經仍以說卦、序卦、雜卦為一卷。後人猥稱為三篇，實不足究。逸書一篇，則自來認為太誓。隋書經籍志及經典釋文敘錄皆明言之，可云無疑。惟逸禮一篇，究不能知為某本某章，姑存疑而已。秦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尚書序疏曰：「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案：「掘地所得」，今書無此文。經義叢抄徐養原曰：「充言益一篇，不知所益何篇。以他書攷之，易則說卦，書即太誓。唯禮無聞。而史、漢皆言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初未嘗有所缺。」又按：書序疏云：「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摠之，并云伏生所得，不復曲別分析。」又云：「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今按：關于泰誓，諸說莫一：有謂伏生前已見太誓。有謂泰誓後得，而「後得」又有二說：一謂得於武帝時，一謂於宣帝時。有謂伏書本有泰誓，所謂後得者，重得耳。有謂得於宣帝時，乃傳聞之誤。詳戴東原集尚書今古文考、陳壽祺左海經辯今文尚書大誓後得說、孫志祖讀書脞錄、王鳴盛尚書後案、朱彝尊經義考、王引之經義述聞、經義叢抄、徐養原今古文尚書增太誓說、錢大昕潛揅堂集、俞正燮癸巳類稿、皮錫瑞尚書通論、劉師培答方勇書、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吳丞仕經典釋文序錄講疏。至孝景帝時，盼遂案：孝景皇帝為孝武皇帝之誤。案書篇亦云：「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決此「景」字為誤。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閻若璩曰：「云『孝景時魯共王壞孔子宅』，較漢志『武帝末』三字則確甚。何也？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魯，徙二十七年薨，則薨於武帝元朔元年癸丑，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王初好治室，季年好音，則其壞孔子宅，以廣其宮，正初王魯之事，當作『孝景時』三字為是。」暉按：佚文篇、案書篇並謂武帝時，則此作「孝景」，蓋傳寫之誤。漢志亦本作「武帝初」，「末」字訛也。武帝使使者取視，注佚文篇。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當作「東萊」，注見佚文篇。盼遂案：漢書儒林傳及經典釋文敘錄並作東萊張霸，考東萊郡與東海郡非一地，疑論衡誤也。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舊本段。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聖人作經，賢者作書。言「燔詩書」，謂燔詩經之傳。
夫詩經獨燔「獨」疑為「猶」形誤。猶，均也。言詩經亦燔，不獨傳。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未知何出。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論語先進篇文。五經總名為書。傳（儒）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傳者」當作「儒者」。秦始皇三十四年，「三」舊作「二」，依史記始皇紀正。語增篇不誤。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頌，謂之為諛。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為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惑亂黔首，乃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詩）書百家語者刑，「諸書」當作「詩書」。史記始皇紀、前語增篇可證。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詩）家之書也。「諸」當作「詩」。上文「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此文即破其說。傳（儒）者信之，「傳者」當作「儒者」。見言「詩書」，則獨謂〔詩〕經（謂）之書矣。下「謂」字，即「詩」字之訛，文又誤倒。舊本段。
傳（儒）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傳者」當作「儒者」。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
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為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晁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矣。舊本段。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曰」，朱校元本、程、何、錢、黃本同。王本作「四」，崇文本作「北」。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引「曰」在「法」字上，蓋以意乙，屬上為句，與上下文例不合，非也。王鳴盛引作「法北斗七宿」。王引之經義述聞引作「法斗，四七宿也」。蓋亦意正。疑是。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盼遂案：上「曰」字當為「四」字之誤，而又與「斗」字互倒。孔叢子連叢上：「孔藏與侍中從弟安國書云：『且曩所謂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自然也。河圖、洛書乃自百篇也。』」是太誓未出以前，尚書學通以二十八篇法四七宿矣。法斗者，太誓出後，尚書家以比二十八有斗星也。故二十九。江聲曰：「伏生尚書，實二十八篇，無序。故論衡云『或說尚書二十八篇者曰，法斗七宿也』云云。假使伏生尚書有敘，則百篇之名目具見，雖妄人亦不造此『法斗七宿』之說也。」經義述聞：「某孝廉曰：『此以四七宿當二十八篇，以序當斗，言序之{隱木}括二十八篇，猶之臨制四鄉。若大誓，不足當斗矣。』王引之曰：論衡引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云云，而駁之曰：『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猶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夫曰『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篇立法』，則『法斗，四七宿』者，經文二十九篇，而序不與矣。」孔叢子連叢篇：「孔臧與弟書：『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邪？』」漢書劉歆傳臣瓚注：「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王引之曰：「蓋晉人始有是說。魏、晉間偽古文尚書已出，以偽作之大誓為增多伏生之篇，而擯伏生之大誓而不數，故但云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也。王充所謂其一曰斗者，非指太誓；所謂四七二十八篇，亦非除太誓計之也，特分言法宿法斗，以合成二九篇之數耳。孔叢子陽襲其說，而陰違其意，輒除太誓計之，而稱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則妄矣。」皮錫瑞曰：「伏生傳書二十九篇，有康王之誥而無太誓。史公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亦當不數太誓。其後歐陽、夏侯三家，併入太誓，遂與二十九篇之數不符，乃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兩漢人言今文尚書者，皆以為二十九篇，無二十八篇之說。然史公所謂二十九篇者，當分顧命、康誥為二篇數之；班孟堅、王仲任所謂二十九篇者，在三家增入太誓之後，當合顧命、康王之誥為一篇數之。其後偽孔書出，別撰泰誓三篇，不數漢人太誓，又當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合併之後，於是尚書止有二十八篇，而偽孔叢子及臣瓚漢書劉歆傳注遂有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之說矣。」
夫尚書滅絕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陳壽祺曰：「所引或說，乃今文家言。其駁詰，亦據今文為說。若古文，則按百篇之序，二十九篇外，尚有逸書二十四篇，不得云『闕遺者七十一篇』。」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經義述聞載某孝廉書云：「論衡又引或說云云。按王仲任在東漢世，久見太誓在尚書中，故并數為二十九，與前斗四七宿，又別為一說，自不同也。」王引之曰：「所云『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有法』，此今文家說也。曰『選二十九篇』，則為經文甚明。若謂其一是序，則史記、漢書皆以序為孔子所作，豈得自作之而自選之乎？又曰：『二十九篇獨有法。』出於或說，非仲任數之為二十九也。或說二十九篇，數大誓，而不數序，與史記儒林傳合。此二十九篇不計序之明證。又曰『二十九篇獨有法』，即承『法斗四七宿』而言，不得分以為二。」蓋俗儒之說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也；有章句，「也」字舊在下「句」字下，今從崇文本正。盼遂案：「也」字崇文本在上「章句」下，宜依之。「猶有章句也」，「猶有文字也」，兩「猶」字皆為「由」之借字。言篇之成立由於章句，章句之成立由於文字也。古書由、猶多通用。禮記雜記：「猶是附於王父也。」鄭注：「猶當作由。」雜記又云：「則猶是與祭也。」鄭注：「猶亦當為由。」與論衡此處用法正同。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毛詩正義曰：「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上取諸商，下取諸魯，皆絃歌以合韶、武之音，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亡六篇，今在者，有三百五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詩譜序疏：「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云三百五篇者，或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或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
或說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或說春秋十二月也」，語意不具。當作「或說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下文云：「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有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即駁或說十二公法十二月之妄。今脫「十二公法」四字，則使下文所論無據矣。公羊隱元年何注：「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哀十四年疏曰：「何氏以為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此云「法十二月」，即法天數之義。
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說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公羊哀十四年傳：「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何注曰：「人道浹，王道備，撥治也。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疏：「正以三代異辭，因父以親祖，以親曾祖，以曾祖親高祖，骨肉相親，極于此，故云人道浹也。云『王道備』者，正以撥亂于隱公，功成于獲麟，懍懍治之，至于太平，故曰『王道備』也。」春秋繁露玉杯篇、史記太史公自序、說苑至公篇亦有此說。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白虎通三軍篇：「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為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也。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為不足，故復加二千人，（「二」本作「五」，依抱經堂本校改。）因法月數。月者，群陰之長也。十二月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萬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天下太平也。」此云「未必有所法」，與孟堅說異。周禮夏官序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六師，即六軍也。穀梁襄十一年傳曰：「古者天子六師。」詩大雅常武曰：「整我六師。」又棫樸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小雅瞻彼洛矣曰：「以作六師。」皆謂六軍為六師。孔子作春秋，紀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眾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文有脫誤。是故經傳篇數，皆有所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詩」字衍。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禮竟，文辭備足，則為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說不同，更別為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安得法象之義乎？舊本段。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文選養生論注，養生經：「人生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左僖三十二年正義同。呂氏春秋安死篇：「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下壽不過六十。」莊子盜跖篇、意林引王孫子並云：「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淮南原道訓：「凡人中壽七十歲。」晉書周訪傳，陳訓謂陶侃上壽，周得下壽。後陶年止七十六，周止六十一。蓋壽有三品，古說如是。而各品實數則不齊也。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公羊隱元年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徐疏：「論象天數，則取十二；緣情制服，則為三世。」據此，何休分三世，乃緣情制服，非據「中壽八十」也。徐疏又曰：「鄭氏云，九者陽數之極，九九八十一，是人命終矣，故孝經援神契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為限。』然則隱元年盡僖十八年為一世，自僖十九年盡襄十二年又為一世，自襄十三年盡哀十四年又為一世。所以不悉八十一年者，見人命參差不可一齊之義。又顏安樂以襄二十一年孔子生後即為所見之世。」是鄭、顏又與何氏異義，而并與此據中壽之說不同。又說為赤制之中數也。公羊傳。隱公第一」下疏曰：「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瀆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丘攬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云：『丘水精，治法為赤制功。』」漢史晨碑云：「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又云：「昔在仲尼，主為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又引尚書考靈耀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為赤制，故作春秋。」韓敕碑云：「孔子近聖，為制定道。」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云：「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為漢制作。」類聚九十引孔演圖曰：「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須頌篇云：「春秋為漢制法。」佚文篇云：「孔子為漢制文。」以上諸文，皆以春秋為赤制也。蓋出緯書及今文家說。「中數」未聞。盼遂案：揚子法言孝至篇：「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說者謂子雲豫知漢祚應享四百五十二歲，故云二百一十載而中天。仲任引春秋說二百四十二年，為赤制之中數。意其時緯候之學，必盛此種傳說。又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夢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為期。』」述好為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一姓不得受命。是論衡所引春秋赤制中數之說，必本於符命讖記之事矣。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注見前。
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為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範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為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孫曰：「三世」二字不當重，或即下「三世」二字當作「三八」。下文云：「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為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為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為始，是竟以備足為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設）隱公享國五十年，先孫曰，「說」當作「設」，形聲相近而誤。將盡紀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紀載，同一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舊本段。
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注謝短篇。
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劉歆說同，見漢書五行志。注詳感虛篇。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歸藏）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先孫曰：此文多訛挩。夏、殷二易，不宜同出烈山。下「烈山氏」當作「歸藏氏」。「周人曰周易」，當作「周人因之曰周易」。朱震漢上易傳引姚信云：「連山氏得河圖，（烈、連一聲之轉。）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玉海三五同。）並與此說同。當據以校正。暉按：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路史發揮一并引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氏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帝王世紀亦言：「殷人因黃帝曰歸藏。」與姚信說異。此文既謂夏人因烈山為連山，周人因伏羲曰周易，則殷人因歸藏曰歸藏，當同姚信說也。餘注謝短篇。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周禮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鄭注：「三易卦別之數亦同，其名、占異也。每卦八，別者重之數。」疏云：「經卦皆八者，連山、歸藏、周易皆以八卦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為本。據周易以八卦為本，是八卦重之，則得六十四。」據此，則「卦」下脫「皆八其別」四字。若作「經卦皆六十四」，則差之遠矣。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漢書藝文志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易正義曰：「周公作爻辭。」按諸儒以易為三聖重業，即伏羲、文王、孔子。（漢書藝文志、前謝短篇同。）言周公，自此始。世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幾滅不存。
既不知易之為河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案禮夏、殷、周三家相損益之制，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後，論今為周易，則禮亦宜為周禮。漢人稱士禮曰禮，即今儀禮。注謝短篇。六典不與今禮相應，六典，注謝短篇。今禮未必為周，則亦疑今易未必為周也。案左丘明之傳，引周家以卦，與今易相應，殆周易也。
說禮者，皆知禮也。（為）禮〔為〕何家禮也？孫曰：「為禮何家禮也」，當作「禮為何家禮也」。「禮為」二字誤倒。下文云：「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邪？夏、殷也？」故此云：「禮為何家禮也？」若作「為禮何家禮也」，不可通矣。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見論語為政篇。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邪？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六典。或時殷禮未絕，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為周禮也？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是也。其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興矣。後漢書儒林傳云：「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肅宗親臨稱制，又詔高才生受古今尚書，雖不立學官，皆擢第為講郎，給事近署。」章帝紀建初八年詔曰：「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是於仲任時，古文學已盛。此云「不興」者，蓋據不立學官言也。荀悅漢紀論中興後經學曰：「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好尚之，然希得立於學官。」舊本段。
說論者，島田翰曰：「論」即「論語」省略，古書往往有此例。或云「論」下當有「語」字，此誤脫。未知孰是。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知〕周以八寸為尺，島田翰曰：「但」下當有「知」字。此蓋誤。禮記王制鄭注曰：「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說文夫部：「周制八寸為尺。」尺部：「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白虎通曰：（通典禮十五引。今佚。）「夏法日，日數十也。日無不照，尺所度無所不極，故以十寸為尺。殷法十二月，言一歲之中無所不成，故以十二寸為尺。周據地而生，地者陰也，以婦人為法，婦人大率奄八寸，故以八寸為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
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鄭玄曰：「論語，仲弓、子夏等所定。」困學紀聞七曰：「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猶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羅豫章二程語錄曰：『伊川曰：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撰。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按：論語載有孔子弟子言行，此云「共紀孔子」者，論語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云云，藝文志引作「孔子曰」。又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說苑建本篇作「孔子曰」，是諸弟子亦述師聞也。敕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四書考異總考九論語原始曰：「王氏云，論語本數十百篇，殊覺駭聽。然溯未輯論時言之，亦未可謂其夸誕。王此言，當時必更有本，今不可稽。」以八寸為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島田翰曰：「以但」當作「但以」，此蓋誤倒。暉按：王本、崇文本作「但以」，今據乙。精簡二尺四寸，傳記一尺。詳謝短篇。量知篇云：「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尚書序疏：「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大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漢世通謂論語為傳。以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四書考異論語稱傳考曰：「論語、孝經等博士，當時亦稱傳記博士。其所以謂傳，邢氏論語疏與書正義說同，孔、邢二氏之說，必無以易。」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隋書經籍志：「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同出」謂出孔壁而安國獻之也。此云武帝發取，其說獨異。注佚文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孫世揚論語考曰：「魯」字疑衍，下「齊、魯」同。「九」當作「七」，合齊、古乃為三十篇。章太炎曰：漢書藝文志論語家有孔子家語及孔子徒人圖法二書，太史公述仲尼弟子又提及弟子籍一書，三十篇中，或者有以上三書在內。孫曰：「齊、魯二，河間九篇」，當作「齊、魯、河間九篇」。「二」字涉上下諸「二」字而衍。合齊論語、魯論語、河間論語為九篇，加古論語二十一篇，正得三十篇。至於仲任此說，與漢儒所言並異。翟灝四書考異論之曰：「河間論語，不惟漢志不載，諸儒皆絕口不言。據云古文二十一篇，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當時齊論已多於古二篇，則河間論語當有七篇。漢志論語十二家，有燕傳說三卷。燕傳猶言燕論語，疑即河間論語。河間故趙地，偪近於燕，或河間獻王得自燕境，因一稱燕傳歟？」劉寶楠論語正義曰：「魯論、齊論已見前志，不得別有齊、魯合河間為九篇，出於漢志之外，又合古論為三十篇。古論久入孔氏，昭帝女何由得讀？既帝女能讀，而宣帝博士轉難曉，此皆無稽之說，不足與深辨也。」黃以周儆季文鈔曰：「漢初稱論語，本不專指今所傳之二十篇。凡孔門師弟子討論之語，皆謂之論語。漢志論語十二家，如孔子家語、孔子三朝諸書皆屬焉。其在漢初所稱論語，尚不止孔子家語、孔子三朝諸書。時河間獻王好古學，所得論語有數十百篇，本不止三十篇。自昭帝女專讀孔壁諸篇，於是二十一篇勒成一書。仲任斯說，最為覈實。攷古文論語與魯論語目本同，所異者，古文分堯曰篇「子張」以下別為一篇，故魯論二十篇，古文有二十一篇，齊論又別有問王、知道，為二十三篇。河間又附以孔子三朝七篇，為三十篇。論衡於古文二十一篇之下，當云『齊、河間九篇』。『魯』字衍文也。」竊謂諸家所考，似難憑信。「魯」字亦非衍文。疑漢代所傳論語，各本互異，班志本於七略，與王充所論異，不可強同。漢志稱魯扶卿傳魯論，王充謂孔安國授魯扶卿，此又不同。且王充又云：「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可知齊、魯、河間論語中所無者，或古文有之；古文中所無者，或齊、魯、河間有之。以四種論語較之，折累而言，即以齊、魯、河間論語所有而為古論所無者，得九篇而已。若謂齊論比古論多二篇，河間論語多七篇，以符九篇之數，必不合矣。蓋班氏所注，與王氏所見之書，自不同也。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孫世揚曰：「女」字疑誤。昭帝讀之，而曰「未云有明」。見本紀。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藝文志曰：「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各弟子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引傅子曰：「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論語皇疏序曰：「語是孔子在時所說，而論是孔子沒後方論。」并謂弟子論纂孔子之語。故曰「論語」。章太炎曰：「論語命名，非孔子及七十子所定，乃扶卿所名。」即本此文為說。四書考異論語稱傳考曰：「論語名，見禮坊記及今家語弟子解。今家語不可信，坊記可信也。蓋自孔氏門人相論纂畢，隨題之為論語矣。漢文帝朝已置論語博士，王充云：『孔安國以授扶卿，始曰論語。』非也。」孫世揚曰：「據論衡此文，則扶卿之學，傳自孔安國。而藝文志以為扶卿傳魯論，是魯論本出於古文也。藝文志傳齊論者有王吉以下六人，皆後於孔安國。其膠東庸生，則孔之再傳弟子也。（見儒林傳。）似壁中古文未出以前，不得有論語之書；古文出，而孔安國以教扶卿，始曰論語，似前此亦不得有論語之名。考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則論語之名，不自安國始名。陸賈新語、賈誼新書、董仲舒春秋繁露諸多稱引，是論語之書，不自古文始傳。蓋『論語』之名，初甚廣泛，凡記孔門言行者，如三朝記及仲尼閒居、孔子燕居之類，以及家語二十七篇、孔子徒人圖法二篇，悉以為稱，故王充言論語有數十百篇也。秦火以後，傳誦不絕，而未有專師授受，故賈、董輩雖肄業及之，而史不明言其傳授。王充言漢興亡失者，亦謂其散亂不治而已。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壁中古文論語，（見藝文志及說文序。）還之孔氏安國，以授扶卿，自是論語之名始有限制，論語之學始有專師。此王充所謂始曰論語，別於前此之泛稱論語者矣。」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元本重「篇」字，今據補。「讚」字疑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問，以織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溫故知新，可以為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謝短篇亦有此文。作「古今不知」。舊本段。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見孟子離婁上。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奇說異意，深美之據也。今俗儒說之：「春者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為春秋。」此蓋出春秋緯也。公羊傳卷一徐疏，春秋說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者，道春為生物之始，而秋為成物之終，故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也。」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說〕尚書者，以為上古帝王之書，「說」字今以意增。或以為上所為下所書，春秋說題辭曰：「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遺書也。」又曰：「尚書者，二帝之跡，三王之義，所以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類聚五五、御覽六０九。）偽孔書序曰：「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疏引馬融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以上諸文，并與仲任所引前說同。後一說，亦見須頌篇，彼文云：「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為，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釋文序錄。）義與後說同。漢人解「尚書」之義，有出此二說之外者。書序疏引鄭玄書贊曰：「孔子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上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史通六家篇引尚書璇璣鈐云：「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鄭氏本璇璣鈐，為今文，而與仲任不同者，皮錫瑞曰：「仲任所引皆今文說，而與鄭不同者，仲任習歐陽尚書，所引蓋歐陽說；鄭君殆用夏侯說，故不同歟？」又按：「釋名釋典藝曰：「尚書，尚，上也。以堯為上，始而書其時事也。」與上列三說並異。授事相實而為名，不依違作意以見奇。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元本「謂」作「言」，「言」作「者」，朱校同。按：元本義長。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縣官謂天子。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為實，不以日月為意。若夫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為意使。公羊、穀梁皆以日月為例。公羊隱元傳：「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何注：「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又三年傳：「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又云：「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謁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桓十七年傳：「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何注：「去日者，著桓行惡，故深為內懼，其將見殺無日。」穀梁隱元年傳：「不日，其盟渝也。」楊疏：「左氏惟大夫卒，及日食以日月為例，自餘皆否。此傳凡是書經皆有日月之例者，以日月相承，其事可悉，史官記事，必當具文，豈有大聖脩撰，而或詳或略？故知無日者，仲尼略之，見褒貶耳。」傳又云：「卑者之盟不日。」又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又八年傳：「外盟不日。」凡此之例，皆謂故使日月不具也。唐陸淳春秋纂例，謂公、穀以日月為例，皆穿鑿妄說。失（夫）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先孫曰：「失」當為「夫」。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實及言〔冬〕夏，盼遂案：「及」疑當為「冬」之誤字，古「冬」與「及」字形極近。「冬」與「言」又互倒。文本為「夫春秋實言冬夏」。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夏」上脫「冬」字。釋名釋典藝曰：「春秋，言春秋冬夏終而成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也。」孟子離婁篇趙注：「春秋以二始舉四時。」杜預左傳序：「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穀梁傳楊疏曰「名曰春秋者，以史官編年記事，年有四時之序，春先於夏，秋先於冬，故舉春秋二字以包之。」并其義也。按：所以名「春秋」者，除此所引俗儒及仲任己意二說外，尚有二通：賈逵曰：「取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左傳杜序疏。）服虔、何休義同。（據公羊疏。）釋名釋典藝云：「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溫涼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為名也。」亦與賈、服不異。又一說曰：「春秋說云：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公羊傳疏。）此二說，皆妄為華葉之言。春秋之名，當以錯舉四時之說為正。賀道養、孔穎達、楊士勛、徐彥言之詳矣。舊本段。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詩唐風鄭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是鄭以堯為諸侯於唐，即漢晉陽；為天子居平陽。皇甫謐曰：「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於詩為唐國。」（詩譜疏。）則謐說又異，以堯為唐侯時，居中山唐縣。漢志中山國唐縣注，應劭曰：「故唐國也，唐水在西。」張晏曰：「堯為唐侯，國於此。」餘注吉驗篇。舜從虞地得達，左哀元年傳：「逃奔有虞。」杜注：「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春秋大事表七之四：「堯典：『嬪于虞。』虞在河東大陽縣西，山上有虞城，（皇甫謐語。）今為山西解州平陸縣，舜因以為有天下之號。周興，封仲雍之後為虞國，正是其地。而禹受舜禪，封商均于虞，卻在梁國虞縣，今為河南歸德府虞城縣。」餘注本性篇。禹由夏而起，史記夏本紀正義：「夏者，帝禹國號也。」帝王紀云：「禹受封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陽翟是也。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翟縣，夏禹國，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此。」注應劭曰：「夏禹都也。」臣瓚曰：「世本：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陽翟也。」師古曰：「陽翟本禹所受封耳。應、瓚之說皆非。」按：師古說是也。水經注云：「河南陽翟縣有夏亭城，夏禹始封於此，為夏國。」詩唐風譜疏引皇甫謐曰：「禹受舜禪，都平陽，或於安邑，或於晉陽。」則是禹初封陽翟，後即天子位於平陽，或安邑，或晉陽。陽翟有夏亭，禹由夏而起，故重本不忘始，因以為號。通鑑外紀云：「禹都安邑，或云平陽，亦云晉陽，及韓。」據漢志，韓即陽翟，乃始封地，與即位後所都混言不別，蓋襲皇甫謐說而不一考漢志與水經注也。又通鑑前編曰：「禹踐天子位于韓，」注引通志曰：「禹受帝舜之禪，踐天子之位於安邑，即韓國也。」謂韓即安邑，其說殊謬。湯因殷而興、商頌玄鳥鄭箋：「湯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疏曰：「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居亳，於盤庚言亳殷，是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書序鄭注、地理志并以殷都亳在河南偃師。皇甫謐謂湯都在穀熟，臣瓚謂在濟陰薄縣，與鄭玄、班固說不同。顏師古漢志注、孔穎達玄鳥疏、王鳴盛尚書後案并辯其誤。史記項羽紀云：「洹水南殷虛。」集解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於此』，汲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虛，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索隱：「釋例云『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是也。」今按：偃師漢志屬河南郡；朝歌、湯陰、林慮屬河內郡。圖經曰：「安陽在淇、洹二水之間，本殷虛也。」是偃師殷都，與安陽殷都，二說不同。二十年前，河南安陽縣出土龜甲文字，足證後說非妄。蓋殷都數遷，偃師亦其一，不可執此以規班、鄭之非。俞正燮癸已類稿、魏源書古微據史記六國表序「湯起於亳」，以為湯因起之亳後以為得天下之大名者，在陝西商州，非河南偃師，偃師為其得天下後所遷之地。又按：詩譜疏曰：「成湯之初，以商為號，及盤庚遷於殷以後，或呼為殷，故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曰殷。』」此云「湯因殷而興」，則非盤庚後始改稱殷也。孔疏沿鄭玄之誤。毛奇齡經問曰：「盤庚無易國號之理，殷即商，同在亳都，皆在河南。盤庚云：「紹先王之大業。」正謂此殷地，即契所封，而湯所都，皆先王大業耳。況盤庚以前，早有殷名；盤庚以後，仍稱商號，皆前後互稱。」馮氏解舂集亦謂「殷侯」，自夏帝泄以來皆然也。路史後記十二注引作「湯因商而興」。改「殷」為「商」者，蓋以湯因契所封商地而興，因為代號，不得言「殷」，亦失之未考也。武王階周而伐，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縣中水鄉，周太王所邑。」郡國志：「美陽有岐山，有周城。」注杜預曰：「城在縣西北。」帝王世紀曰：「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皇甫謐曰：「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商頌鄭譜疏曰：「周即處邰，處豳，國號變易，太王來居周地，其國始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當以周為號，不得遠取邰也。」盼遂案：吳承仕曰：「伐疑當為代。」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為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為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以上下文例之，「殷」下當有「湯」字。周武則功德無不至。白虎通號篇曰：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號，（「號」上舊衍「禮」字。）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號表著己之功業。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當為中和之道也；聞也，見也，謂當道著見中和之為也。（句有誤。）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或曰：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為秦，漢之為漢。秦起於秦，史記秦記：「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曰：『昔柏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集解徐廣曰：「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水經渭水注：「秦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也，秦之為號始自是。」漢興於漢中，蜀志先主傳：「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史記六國表序云：「漢自蜀漢。」公羊傳序疏云：「漢者，巴、漢之間地名也。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分天下為十八國，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漢之間，四十一縣，都於南鄭。至漢王五年冬十月乃破項羽軍，斬之。六年（阮校當作「其年」。）正月，乃稱皇帝，遂取漢為天下號，若夏、殷、周既克天下，乃取本受命之地為天下號。」故曰猶秦、漢。「猶」字衍。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漢書本傳：「成帝永始元年封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王鳴盛十七史商確：「新野是南陽郡屬縣，而都鄉則新野之鄉也，故名新都侯。」盼遂案：亡新非莽初起之稱，特後漢人沿稱已久，仲任語焉不察爾。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為秦、漢作道德之說矣。皮錫瑞曰：「此引當時博士今文家言，仲任非之，而自為之說。其說雖不同，而以唐、虞、夏、殷、周為五家則同。鄭君書贊曰：（堯典疏。）『三科之條，五家之教。』三科者，古文家說，謂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也。五家者，今文家說，謂唐一家，虞一家，夏一家，商一家，周一家也。」舊本段。
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為天子也。」「說尚書」下，疑脫「者」字。上文「說論語者」、「說春秋者」句例同。「我其試哉」，堯典文。有「堯曰」二字，史記五帝紀同。今文經有「帝曰」二字也。偽孔本因之。正義曰：「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段玉裁曰：「鄭、馬、王本，為壁中真本，本無『帝曰』二字。枚頤偽本用今文尚書增之。故三家說皆不云有『帝曰』，直以『我其試哉』為四岳語。」皮錫瑞曰：「古文以『我其試哉』為四岳語，其義殊不可通。」按：此引書說，今文說也。「用為天子」，與鄭注「試以為臣之事」義異。文為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史記曰：「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用今文說。古文說以為四岳說，謂四岳請堯以女妻舜。觀者，觀爾（示）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此引當時今文書說。段玉裁曰：「觀爾」乃「觀示」之誤。「尔」形近「示」，又誤為「爾」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為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炤，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堯典「入」作「納」。段曰：「今文作『入』，古文作『納』。」皮錫瑞曰：「夏侯本作『納』，歐陽本作『入』。」烈風雷雨不迷。」堯典「不」作「弗」。段、皮并云：此今文也。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宋翊鳳過庭錄書說上曰：「『麓』當作『錄』。此書古文說也。」並非。燕然山銘：『納于大麓。』案銘上云：「寅亮聖皇，登翼王室。」是以「大麓」為大錄三公之位。訓「麓」為「錄」，與此文同。不必改作「錄」。餘詳下。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眾多並吉，若疾風大雨。臧氏經義雜記十一曰：「以上今文家說。以下王仲任義。」皮錫瑞曰：「據伏生、史公之義，則今文說以『大簏』為『山麓』，伏生不以『麓』為『錄』。訓『麓』為『錄』，由漢博士傅會，改其師說。此文『言大麓三公之位』云云，即夏侯博士以『麓』訓『錄』之說。而以『烈風雷雨』為『眾多並吉』之喻，又傅士異說也。段玉裁以『山麓』之說為古文，『大錄』之說為今文，蓋徒見今文說之誤者，解為『大錄』，（指夏侯說。）不知今文說之不誤者，正解為『山麓』。伏生、史公皆非古文說也。陳喬樅說，以『山麓』為歐陽說，『大錄』為大、小夏侯說，證以史公與王仲任皆用歐陽尚書，周堪、孔霸俱事夏侯勝，授元帝經，則元帝報于定國，乃用夏侯尚書。分別甚確。」夫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聖成事，「聖」字衍。「成事」二字為句，總冒下文，本書常語。注書虛篇。舜難知佞，使皋陶陳知人之法。注答佞篇。佞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知聖。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哉」，舊誤作「我」，今據錢、黃、王、崇文本正。試之於職，經義雜記曰：「鄭注云：『試以為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皆與仲任『試之於職』說合。」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淮南泰族訓：「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職治脩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入）〔大〕庶（鹿）之野盼遂案：文選齊竟陵文宣王形狀云：「置之虛室，人野何辨。」即本此文。善注引孟子「深山野人」之言，失之。而觀其聖，先孫曰：此用書舜典「納于大麓」義。「人庶之野，」，當作「入大鹿之野」。「入」訛為「人」，「鹿」訛為「庶」，又挩「大」字。（麓、鹿字通。魏公卿上尊號奏、受禪表，並作「大鹿」。前吉驗篇云：「堯使舜入大麓之野。」）宋翔鳳說同。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吉驗篇曰：「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脩，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亂龍篇曰：「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感類篇曰：「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并與此同。仲任用今文歐陽說。前所引書說「大麓」為「三公位」，乃夏侯說，仲任不從也。臧琳經義雜記曰：「書大傳云：『堯納舜大麓之野。』五帝本紀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仲任之說所本。馬、鄭注尚書亦從其義。」皮錫瑞曰：「王仲任引其時博士書說，以為試者，用之為天子；觀者，觀之於天下。聖人相信，不待試之觀之。而仲任非之，以為試者，試之於職，觀者，觀其夫婦之法也。二說皆今文義，而仲任之說為長。後漢書章帝紀引建武詔書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後漢紀楊賜上疏曰：『昔堯用舜，猶尚先試考績，以成厥功。』皆以為堯試舜以職。楊賜習歐陽尚書者，故與仲任說同，無四岳試舜之說。」夫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為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誠（滅）而不存；「誠」疑為「滅」字形誤。上文「使夫真是，幾滅不存」，句意與同。曲折失意，使偽說傳而不絕。
造說之傳，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經，不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之」猶「其」也。以為說證。經之傳不可從，五經皆多失實之說。尚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可見，故頗獨論。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
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易繫詞。出口為言，集札為文，「札」，舊作「扎」，今據朱校元本、程本正。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為文，實行為德，著之於衣為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文）彌明。「人」當作「文」。上下文俱論「文」、「德」，不得轉入「人」也。「人」、「文」形近之誤。說苑修文篇：「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句意正同。是其證。儀禮士冠禮注：「彌猶益也。」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睆者，大夫之簀，曾子寢疾，命元起易。事見檀弓。注感類篇。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為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折」疑為「析」形誤。盼遂案：「折」讀為「折獄制刑」之「折」，及「折衷於夫子」之折，意言斷也。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為神；盼遂案：「蛇」字當是「〈虫虫〉」字之誤。說文十三云：「〈虫虫〉，蟲之總名也。」十四云：「龍，鱗蟲之長。」龍亦蟲也，故仲任云龍於〈虫虫〉為神。人少見「〈虫虫〉」字，遂訛為「蛇」，不通矣。鳳羽五色，於鳥為君；注講瑞篇。虎猛，毛蚡蜦；「蚡蜦」當作「紛綸」。漢書司馬相如傳：「紛輪威蕤。」張揖曰：「亂貌。」史記作「紛綸」。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為聖賢。孫曰：「不」當作「文」。暉按：今本不誤。且夫山無林，則為土山；地無毛，則為瀉土；公羊宣十二年傳注：「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博物志曰：「地以草木為之毛，土為之肉。」「瀉」當作「潟」，聲之誤也。注超奇篇。人無文，則為僕人。「僕」，元本同。錢、黃、王、崇文本改作「樸」，是。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為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意林引論衡佚文曰：「天有日月辰星謂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謂之理。」易通卦驗鄭注：「天文者，謂三光也。地理者，謂五土也。」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注雷虛、自然篇。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事詳紀妖篇。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注感虛篇。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洿。物以文為表，人以文為基。棘（革）子成（城）欲彌文，子貢譏之。「棘子成」，朱校元本作「革子城」，下「子成」同。按：作「革子城」是也。論語顏淵篇：「棘子城曰：『君子質而以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也。』」鄭注，舊說云：「棘子城，衛大夫也。」即仲任所據。邢疏本作「棘子成」，皇疏本、高麗本并作「棘子城」，注同。漢書古今人表、三國志蜀志秦宓傳作「革子成」。論語後錄、群經義證、拜經日記并據詩「匪棘其欲」，禮記引作「匪革其猶」，謂「棘」、「革」古通。拜經日記又謂古論語作「棘」，今論語作「革」。即毛詩為古文，禮記為今文，可證。然則仲任多引魯論，元本作「革子城」，是也。今本乃後人據刑疏本妄改。說文心部：「〈忄弭〉，止也。」經典作「弭」，作「彌」，並借字。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舊本段。
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章太炎國故論衡下原儒曰：「文儒者，九流六藝大史之屬。世儒者，即今文家。以此為別，似可就部。然世儒之稱，又非可加諸劉歆、許慎也。」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為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為博士，門徒聚眾，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為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
答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情」下脫「文儒」云云五字。文儒、世儒並言，故謂其「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也。今本脫此五字，則「世儒」失所較矣。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為，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盼遂案：吳承仕曰：「非事二字疑誤。」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為賢？「折累」疑當作「析累」，析累猶「序累」也。注程材篇。佚文篇分文為五品，造論著說之文為上，即此所云「文儒」也。案古俊乂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禮記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楊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若」字誤，未知所當作。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孫曰：公孫疑指公孫弘。弘傳春秋，非尚書。且本書多詩、書、春秋連用，「公孫」上當有脫文。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史記儒林傳：「申公者，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疑」字重出，今刪。）又曰：「伏生能治尚書，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廑能顯其名？舊本段。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間」當作「閒」。下「思慮間」同。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韓非子詭使篇：「閒靜安居，謂之有思。」說苑雜言篇：「孔子曰：居不幽，則思不遠。」（荀子宥坐篇「幽」作「隱」。）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范蠡曰：『聞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度；形不愁，思不遠。』」使著作之人，總眾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或暇著作？孫曰：「或」當作「何」。下文云「何暇優游為美麗之文於筆札」，與此文正相應。此作「或」者，蓋涉上文「或曰」而誤。暉按：「或」疑「曷」聲誤。案書篇：「或蹈驥哉。」「或」亦當作「曷」，是其比。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數。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並注見下。何暇優游為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楊子雲存中郎之官，錢、黃、王、崇文本作「宮」，誤。盼遂案。吳承仕曰：「『存』疑當為『在』誤。」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意林引新論曰：「揚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雲為相，賦、玄不工籍。「籍」字疑涉下文「答」字偽衍。朱校元本「工」作「二」。盼遂案：「籍」字疑當在句首「長卿、子雲」之前。籍亦使也。鈔胥誤置于此，亟宜更正。
答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尚書無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威和萬民。」漢書董仲舒傳，冊曰：「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對曰：「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楚語左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昊不皇暇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說之云：「文王不敢驕。」此文謂因演易而不暇食，未知所據。楚語注：「日昳曰昊。」公羊定十五年傳注：「昊，日西也。」周公一沐三握髮，為周改法而制。韓詩外傳三：「周公誡伯禽曰：子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又見史記魯世家、說苑敬慎篇。并謂敬賢下士而然。此謂因為周改法，又異說也。又「握髮」，他書並同。朱校元本，上文及此并作「捉髮」，群書治要引說苑同，與今本亦異。書鈔十一引帝王世紀云：「一沐三捉，一食三起。」蓋傳書有作「捉髮」者。又按：「為周改法而制」，「而」字未妥，疑「立」字之誤。王本、崇文本并乙「而制」二字，屬下文讀作「為周改法制而周道不弊」，非也。說見下。盼遂案：「而」讀若「如」，與也。坊本作「改法制」，以「而」字屬下句，始由昧于古訓而然。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間也，周法闊疏，不可因也。「休」字疑誤。按：文當作「非思慮間也」。上文或曰：「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明孔子因「思慮間」而作。仲任意：孔子因周道弊，周法闊疏，不可因循，故作春秋，非思慮間也。定賢篇云：「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案書篇云：「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說苑君道篇：「孔子曰：夏道不亡，商道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亦即此義。或以「周道不弊」屬上讀者，非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胸臆，豈為間作不暇日哉？「不」疑當作「於」。感偽起妄，源流氣烝。起，因也。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漢志道家：筦子八十六篇。法家：商君二十九篇。兩書皆見管子、商鞅後事，或疑非其手著，以為先秦諸子，皆門弟子或賓客或子孫撰定，而無私人著述。按：超奇篇云：「商鞅相秦，功致於霸，作耕戰之書。」案書篇云：「商鞅作耕戰之術，管仲造輕重之篇。」本篇下文云：「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為。」是仲任不疑管仲、商鞅手著其書也。然管子小稱篇：「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小問篇：「百里徯，秦國之飯牛者，秦穆公舉而相之。」輕重甲篇稱「梁、趙」，戊篇稱「代、趙」，商君書稱「秦孝公」之謚，皆為非其手著之證。則充說不足據。傅玄、俞正燮并以為後人附益之耳。長卿、子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間也。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彌泥。「而」猶「則」也。「泥」疑為「深」字形誤。此文義無取於「泥」也。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居不幽」，「不」字衍。或即「而」字形誤。此即破上文「居不幽，思不至」之說。下文：「嚚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即申明「居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之義。嚚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無起，謂無所感動因起。〔無〕細知以問（閒）而能記。句上脫「無」字，「問」為「閒」字形訛。「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無細知以閒而能記」對文。與上「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句法相同。上文云：「嚚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即此「無細知以閒而能記」之義。蓋奇有無所因，無有不能言；兩有無所睹，「兩」字誤。無不暇造作。舊本段。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倚著，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通奇，其材已極，其知已罷。「罷」讀「疲」。案古作書者，多位布散槃解；句有誤。輔傾寧危，非著作之人所能為也。夫有所偪，有所泥，則有所自，篇章數百。當有脫文。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事見史記本傳。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事見史本傳。餘注道虛篇。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見史本傳。身且不全，安能輔國？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作文」，朱校元本作「作著」。疑此文原作「深於著作」。
答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為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有」字疑涉「身」字訛衍。盼遂案：下「有」字錯簡，本作「身有不暇徇也」。稱干將之利，「稱」上當有「世」字。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且）二也。「旦」當作「且」。公羊文五年傳何注：「且，兼辭也。」蛢彈雀則失鷜（鷃），射鵲則失鴈；先孫曰：「蛢」疑「羿」，下同。「鷜」，黃氏日抄引作「鷃」，當據校正。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兩為，不能成一。使干將寡刺而更擊，蛢捨鵲而射鴈，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為政治，盼遂案：「攻」當為「政」之誤。案書篇「劉子政」作「劉子攻」，誤與此同。政治本連文，此正承上文「安能不淺於政治」之語而為言也。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政」舊作「攻」，今從崇文本校正。廣雅釋詁：「侔，齊也。」子賤，宓不齊字，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治。古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管仲，注見前。漢志儒家：晏子八篇。柳宗元疑為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崇文總目以為後人揖嬰行事為之。梁章鉅意同。孫星衍以為其賓客為之。並不謂其手著。充說未塙。商鞅、虞卿，篇治俱為。商鞅注見前。虞卿注超奇篇。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史記陸賈傳：「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高帝不懌而有慚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餘注超奇篇。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注超奇篇。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有起」，謂有所感動因起也。上文云：「感偽起妄。」又云：「有鴻材欲作而無起。」出口為言，著文為篇。古以言為功者多，以文為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為過，不以書有非；呂不韋與太后私通，始皇壯，不韋恐，乃進嫪毐。太后私與通。事覺，連不韋，始皇以書責之。不韋恐誅，乃飲酖而死。淮南王安以父厲王死，時欲畔逆。事發，治其罪，遂自剄殺。并見史記本傳。使客作書，不身自為，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揖智略士作。」史記本傳：「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高誘淮南子序曰：「安為辨達，善屬文，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意林引新論曰：「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俊士，使著文作書。」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人古今違屬，「人」，王本、崇文本改作「夫」，非。「違屬」疑「連屬」之誤。盼遂案：二「章」字，疑皆當為「辜」之字誤。「違屬」疑當為「連屬」，亦形似之誤。此文本作「如不作書，猶蒙此辜。辜之禍人，古今連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徐樂上書，身拜郎中。並注超奇篇。材能以其文為功於人，何嫌不能營衛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死，李斯如（妒）奇，非以著作材極，盼遂案：「如」當為「始」之訛脫。斯奇非於死後，嘆為材極，蓋藉以掩媢嫉之咎歟？不能復有為也。「如」為「妒」字形誤。禍虛篇云：「李斯妒同才，幽殺韓非於秦。」是其義。上文惑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此即破其說，以為乃李斯嫉妒，非關著作也。春物之傷，或死之也；殘物不傷，秋亦大長。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朱校元本「假」作「嚮」，下缺一字，無「令」字。疑此文有誤。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己；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舊本段。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失」，舊作「夫」，程、錢本同。今依黃、王、鄭、崇文本正。（傳）違〔傳〕（聖）人（之）質，「傳違聖人質」，當作「違傳之質」。「聖」字涉下文諸「聖」字衍。「人」為「之」字形訛。「違傳」二字誤倒。此文以「經」、「傳」並言，傳謂傳經，若章句者；書謂諸子。謂諸子之書，皆失經之實，違傳之質。下文仲任難之曰：「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又云：「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傳相違，故謂之非。」則知或意以經傳為是，他書記為非。然則此文不當言「傳違聖人質」，明矣。謂「古今作書者，失經之實，違傳之質」，故仲任難以「何以獨謂經傳是」。若作「傳違聖人質」，則仲任詰難，失所據矣，是其證。盼遂案：「夫」當為「失」之脫壞，「傳」疑當在「經」之下。此文本為「各穿鑿失經傳之實，違聖人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盼遂案：吳承仕曰：「蕞殘，蕞當為菆，因訛為{艹冣}，故轉為蕞。」不成為道；玉屑滿篋，不成為寶。」鹽鐵論相刺篇：「玉屑滿篋，不成其（「成其」今作「為有」，依意林引。）寶。誦詩、書，負笈，不為有道。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繁眾辭而已。」前人近聖，猶為蕞殘，況遠聖從後復重為者乎？其作必為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
答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釋名釋典藝云：「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張華博物志文籍考：「聖人制作曰經，賢人著述曰傳。」儀禮士冠禮賈疏：「孔子之徒言傳者，取傳述之意。」俱賢所為，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正說篇云：「聖人作經，賢者作書。」釋名釋典藝云：「記，紀也，紀識之也。」儀禮士冠禮賈疏：「凡言記者，皆是記經不備，兼記經外遠古之言。鄭注燕禮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蓋自爾之後有記乎！」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孫曰：此文當作「彼見經傳之文，經須傳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書（傳）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孫曰：依上文校之，「他書」下疑脫「記」字。暉按：本文以書、傳、經三者相較為論。上文「書記」，下文「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之「文書」二字，並為變文，此似不必據增。此句誤在「書」字。「他書與書相違」句出兩「書」字，文不成義。下「書」字當作「傳」。上文或意「古今作書者違傳之質」，故仲任以書所以與傳違者，因其更造端緒，不願沿襲傳說也。若此者，韙是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尚）（令人）不缺滅，「常」為「尚」字形誤。「令人」二字為「今」字訛衍。「到今尚不缺滅」，謂未遭秦火也。謂之純壹，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徒），先孫曰：「休」當作「徒」。盼遂案：「休」當為「徒」之壞字。伏生之徒，謂張蒼、申公、田何諸人是矣。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晁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為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趙岐孟子章句題辭亦謂秦不焚諸子。文心雕龍諸子篇：「煙燎之毒，不及諸子。」諸子尺書，尺書，注謝短篇。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盼遂案：吳承仕曰：「鴻知二字，疑係連文。案書篇云『鴻智所言，參貳經傳』，即與此同。」皆傳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蕞殘？「折累」當作「柝累」下同。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為篇，樂須不（民）驩，吳曰：「不」當作「民」。樂記云：「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是其義。此文云：「詩采民以為篇，樂須民驩，禮待民平。」並以民事為說。誤「民」作「不」，義不可通。暉按：下文云：「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則謂樂待民驩而後成。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不空生樂。樂者和盈於內，動發於外，應其發時，制禮作樂以成之。」宋均注：「和盈於內，鄉人邦國咸歌之；發於外形，四方之風也。」（初學記十五。）是其義。吳校「不」作「民」，是也。引樂記，未得其義。禮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掇史記。公羊傳隱公第一，疏引六藝論云：「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又引解疑論云：「乃遺子夏等求周史記百二十國寶書脩為春秋。」尚書偽孔序，疏引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史記興（與）〔書〕無異，（書）「興無異書」，文不成義，當作「與書無異」。「興」、「與」形近而誤，「書」字又誤奪在下，遂使此文不通矣。史記非「經」，故云「與『書』無異」。尚書、春秋本於史記，故下文云：「由此言之，書亦為本。」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為本，經亦為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折累二者，孰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解扣明，「求」，朱校元本作「味」。「扣」，元本作「何」，朱校同。此文有誤。師師相傳，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盼遂案：「初」疑當為「仍」之形誤。既言「師師相傳」，不得云「初為章句」。上文「說章句者，不知求解扣明」，此云「師師」，師即章句師也。
猜你喜欢 尚贤上第八·墨子 卷四十九【起昭公二十年尽二十年】·杜预 卷十七·朱熹 经说卷二·熊朋来 卷十·黄伦 毛诗注疏原目·孔颖达 卷七十七·乾隆 提要·沈彤 卷二十五·王昭禹 卷之五十三·邵经邦 哀公·哀公十五年·左丘明 众善相品第七·佚名 一切如来大三昧曼罗仪轨分第二十二·佚名 八王分舍利品第三十一·佚名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卷中·佚名
热门推荐 巻十四·顾瑛 卷三十·胡文学 卷二十九·胡文学 卷二十七·胡文学 卷二十八·胡文学 卷二十六·胡文学 卷二十四·胡文学 卷二十五·胡文学 卷二十三·胡文学 卷二十一·胡文学 卷二十二·胡文学 卷十九·胡文学 卷十八·胡文学 巻十三·顾瑛 卷二十·胡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