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阳眩耀
孙文的思想与学问
汤川秀树着《创造的世界》里说：“二十世纪前半是科学上大发见的时代，后半应当是哲学的时代，来对应科学上的大发见而提出哲学上的新的思想体系。”而我是近来才想到不用等到后半，就在今世纪的初头，已有孙文先生的思想了。
今世纪三大思想的发见，是一九○○年普兰克的量子论，一九○五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一九一七至二四年间孙先生的政治论。但爱因斯坦的起初只是特殊相对论，至一九一五年才又发表了一般相对论，普兰克量子论是到了二十年代波尔等才完成了量子力学，与孙先生的政治论（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的发表可说恰好是同时期。与此同时期尚有考古学上的大发见，一、解读了埃及的古碑。二、发掘了阿瑙与苏撒地域的新石器。三、解读了美索波达米亚的古文字。四、发掘了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
今世纪初至三十年代这一段，真是人类知性的辉煌时代，量子论与相对论引导出了原子核与素粒子的发见，西南亚细亚的地下考古证言了世界文明史的正统是在中国，而孙先生的政治论则是为现代世界的政治与产业开了一条新路。
三者之中，量子论与相对论最收了成功，世人无论知与不知皆对之敬仰。至于西南亚细亚的地下发掘，是至今尚闭锁在考古学者的专门框子内，尚未一般化到足以影响现在以西洋史为世界史的正统的错误观念。而惟有孙先生的政治思想至今尚极少人真正能从学问上去接受。
史上凡新出现的大思想，皆是独自发想，独自把来完成的，与时俗一般人的想法不合，所以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为世人所承认。大抵科学上的新思想是经过少则五年，多则十年二十年，得到了天体现象的证明，或实验室里的证明后，即可得科学界的承认，于是大众亦随之而承认。但是哲学上的新思想不可能像科学的证明，往往要经过百年乃至三、四百年始为世人所承认。孔子的与释迦的思想都是如此。但是我们要使国人就在自今赶到统一中国前夕了解孙先生的思想。而先是要教导学校的先生们与学生们能从学问上去接受孙先生的政治论。
文化人有句浅薄的话是：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等已是五十年前的东西了，现代世界天天在进步，这五十年来人家早已越过前面去了。但是这话不对。五十年前的量子论与相对论今天亦依然是新鲜的。孙先生的思想亦如此。量子论与相对论今虽发见其是不完全的，但在物理学上至今仍被应用。而孙先生的思想则远比量子论与相对论更伟大，没有一点不完全。虽然有些地方是未成功，但未成功与不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
除了浅薄的时代进步说之外，学校的先生们与学生们是在科学的观念上、民主的观念上与历史学的观念上，不能接受孙先生的思想。至今学校里在教的是十九世纪的旧科学观念，如物质不灭论与力学的秩序论。物质不灭则不生，然则孙先生怎么说是生命的宇宙观呢？天体的秩序为万有引力所维持，然则孙先生又怎说是要王道呢？但这皆是十九世纪的旧科学知识，今世纪的物理学可是从素粒子的世界的诸现象，发见了物质是生灭的。又则今世纪五十年代后的天文学，发见了天体的秩序乃是大自然的意志在维持，而诸力关系则惟是其结果的一部份表现。孙先生的思想是与十九世纪的科学观念相冲突，然而为二十世纪的物理学上的与天文学上的发见所证明了。
历史观亦然。
再就是民主的话了。依西洋民主主义的原则，政治家应当被国民指导，而孙先生却说政治家指导国民，这点最受文化人抵抗。然而这亦断然是孙先生的对。因为政治是知性的事，非可以由群众来出主意的。比方科学与产业的事。上头有科学者学会，是发明科学上的原理的。中层是众多产业机关的研究室，把那原理来作成应用科学的技术。底下是全国数百万乃至数千万的群众依于技术者的指导在工场与农场工作。于是要问：上头的科学者学会的事，是可以由底下的劳动者群众来选举、立法与监察的么？当然不能。劳动者群众不能选举代表去当科学者学会的会员。然则岂可以由国民选举代表去当政治家呢？
要选举的话，劳动者群众只可以选举工会农会的主席与干事等，而科学技术研究所的人事则只能由科学技术者去选举，再上头科学者学会的会员更只可由数学者与物理学者等去互选。中国的政治也有选举，但是选举者与被选举者皆限于士；士是志在天下，修身砥行，学有政治的思想与才识的。士也是从国民中出来的，如同数学者与物理学者的亦是从国民中出来的，但是不能选举国民中的商人与工农去当政治家。立法与监察亦是一样，商人与工农的代表不能去为科学者学会会员，亦不能为政府去立法与监察。
所以孙先生的完全是对的。政治是先知先觉之士所应做的，而孙先生所期待于国民党员者即是立志要做这样的国士与天下士。
孙先生说的“知难行易”，从科学上最可以看得出来。你要发见量子论与相对论才是难，你知道了量子论与相对论，再去发见原子核就比较容易了。发见了原子核，再去做原子能发电就更容易了。现在用雾箱捉住宇宙线的飞迹，用大加速器打击出许多新种类的素粒子，皆容易做得；但要知道大自然里何以可有这些宇宙线与新种类的素粒子的存在的理由，这就非常难了。数学更是发现原理难，把发见了的原理来做计算容易。政治亦是如此，立国的大道与国事的安危存亡之机不是一般国民所能知的。
中国向来是说民本，不说民主。国以民为本，不是由民来出主意。政治惟是要注意民间对于政府行事的反映。譬如医生要注意病人的反映，但不能听由病人的意思来处方。又如学校随时要看看学生的反映，但不能依据学生的意思来施教。政府对于国民亦是如此。这与尊重不尊重国民的话完全无关。譬如你家里时时要注意小孩子的反映，但是不能听由小孩子来作主张，这并不是看轻小孩子。
这样的道理非常明白，然则西洋为什么要那样呢？西洋的议会制度当初原是为商人对国王争权利而设的机关，政治为争权利，而且宪法承认政治是为争权利的正当性，这哪里还是政治？所以西洋民主的反面便是独裁，民主与独裁不过是一文铜钱的正反面。
孙先生说知性的政治，与他说王道不说霸道是同一个意思。凡是知性的东西，皆不假权力霸力的，譬如数学与物理学，怎样讲强力的人亦不能抵抗它，何况是比数学与物理学更高更深广的知性政治呢？作数学上的与物理学上的研究时要无私无我，不可杂以功利与权力霸力的思想，否则不可能有大发见，做政治的事亦要如此。
日本明治维新后采用西洋宪法，结果出来了军部的政治，致有昭和的大败战。其间的消息，并非军部破坏了议会制度，倒是军部利用了议会制度。当初明治宪法是以尊皇为前提，而且颁行教育敕语与军人敕语为辅，以防止全部西洋化，用意不可谓不善，但是这样拼凑撑托着的东西毕竟不得调和。而且明治虽行宪法，然政以人存，当时为政者皆是旧藩士维新出身者，但至大正昭和而为西洋式的文化人所接替，遂结托于产业界的财阀而不以为非，比起来，军部倒是还有士的意气，他们抢得了议会制度在手，但是亦不知政治。于是那拼凑撑托着的议会政治的不调和，遂完全曝露，变为没有了政治。
印度是独立后采用民主政治，其国民会议与西洋的议会虽稍有不同，但说不上有印度自己的制度的创造。而此时败战后的日本的完全采用了西洋的议会制度。这回是真的完全没有政治，也要没有日本了。
孙先生生前不及看到印度独立，无论败战后的日本的事情。孙先生是于民元前后寄寓日本多次，观察明治的议会政治，中国无尊皇与教育敕语等可以之撑托，不得不就议会制度的性格自身加以改革，这就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的发想的由来了。
《建国方略》发表于民国七年，《三民主义》发表于民国八年，《建国大纲》发表于民国十二年。而五四运动起于民国八年。
“五四”是所谓对西洋文化的启蒙运动，只听得一片声喧闹说要科学与民主，可是对于就在这前后出世的量子论与相对论以及孙先生的政治论，当时都反为忽略了。而及至五四运动的喧闹刚要告一段落，大家可以静下来看看想想的时候，接着左倾思想上市了。彼时北伐将起，中国民族正进入一个大行动的时代，共产党就教人只须判定左与右，革命与反革命，此外不必多研究，这恰恰适应了行动时代的文化人与青年的浮动心理，大家哪里还肯细心去研究孙先生的政治论呢？
五四运动与北伐的潮时一过，文人学者亦有静下来做学问的，但他们做的是西洋学院派的学问，凡百观念是十九世纪欧洲的，与孙先生的新思想新学问合不来。他们以为孙先生的思想不够深刻，不以之为对手。这批人是今时教育界学术方面的代表者，他们亦或发表时论，都是些极浅薄的民主云云，浅薄得与他们的地位不称。
其实《建国大纲》明白规定，宪法草案当本于《建国大纲》，亦即革命之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是宪法之所出生，非宪法所可改变之，然则国民政府事实上是永久性的制度，并非只是过渡时期的。
《建国大纲》规定开国民大会而不要议会，这真是大见识。国民大会于六年之任期中只开会一次，为选举总统及议宪法之外，几于无所事事。在外国属于国会之立法与监察的职权，乃由立法院与监察院行之，五院中惟此二院是由民选，而与他三院同属于国民政府之组织，民意机关与行政机关同居杂处而为一体，与《周礼·王制》之王官即生在王民里，王官与王民在政事及祭事上一体化之意义正相合。孙先生未必是有意从王制发想，而自然相合，数学上的发想与文章的发想会有妙意天成，孙先生的是政治上的发想亦好到像这样。
至于国民大会，我是曾经想到过其与民间起兵的关系。从来民间起兵都是因为世景雾数了之故，然而有了国民大会则可使政治的气运常是新鲜的，无形中化除了民间起兵，井田制时代，远自夏殷以前以至周末，有诸侯起兵而无民间起兵，因为井田制王官与王民在一起，朝廷纵或无道，民间亦仍清好之故，然则虽在今日，亦仍可考虑如何寓王官与王民之意于国民大会的。
我是这回重读《建国大纲》才又得了新的启发，以为国民大会于会期之外还可以像《周礼·王制》里王官的生在万民里，而指导万民做下列两项事情。第一项下要做的是：办理征兵、办理民间防空体制、道路与灌溉工程、邻里村镇的秩序。这只要做得好，可以代替西洋式的社会组织与警察秩序，合于曾国藩的保甲团练的作法的现代化。而且也可以代替美国式的与苏俄式的产业国家体制的秩序，使产业与人亲，有人世的风景。
第二项下要做的是：恢复民间礼仪，美化节气与祭祀，提倡民族的娱乐（参考日本的剑道、弓道、茶道、花道、香道、围棋、古来的舞乐与民谣等）。这亦是只要做得好，可以代替西洋的单为物质的动物式的竞技与感官的享乐。中国传统的礼，如冠礼有立志的自觉，如婚礼有男女定位之美，如乡饮酒礼是教人知有人世秩序之清平，又如射礼等，凡此皆应当复兴的，形式虽不妨相当加以改变，原来的意义不可以丧失。
前此辛亥革命与北伐都有民间起兵的性质，连对日抗战亦然，从这里出来的国民大会自然亦呈表现政治上的气候的。民间起兵是全民的，但是由士从中指导。国民大会是由于普选，惟须有士从中指导即可。但立法院与监察院的委员则非士不可，而亦由于普选，此中就要看国民党员的发挥作用了。
五权宪法的基本之点是在于以士为政。士之出身或因于参加革命，或因于考绩，或因于文官考试，或因于选举。立法与监察，在西洋是列于国会的权限，必定与政府分为二截；五权宪法则编入政府中，与行政司法考试三院列在一起，把由于选举的与由于革命的、考绩的、考试的并比，若离若合，相反相比，譬如一篇好文章的章法。而国民大会的开设则更是着墨极简，而含义无穷，可以由我们去加工。
这是一个革命，而非法国革命俄国革命所可比的，乃至日本的明治维新亦被比下去了的革命。史上惟有周朝与汉朝开启政治的与产业的新制度可以相比。而这革命的成功是系于士。孙先生是以士期待国民党党员，于学生勉以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即是要发扬中国独有的士之传统。孙先生创办黄埔军官学校，其后北伐以来更有党政学校与政治大学，皆为培养革命之士。但是这里要特别申说：教青年学孙先生遗教，同时更要教青年学孙先生的治学方法。即是要学孙先生的读五经四书以为根本，而以分别的眼光去学西洋的知识，如此才能生出我们自己的新思想。
我也不说别人，只说我自己以前对孙先生的思想与学问无知的程度，现在来回顾，真是可以诧异。下意识里还是学校里教的十九世纪西洋的物理学观与历史观在作祟。中国人凡是受过学校教育的，无人不多少读过一点三民主义，但是一般文化人大概也没有谁买一部《三民主义》列在书架里的。当然也有研究三民主义的学者们，但多数是以西洋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其引用中国的经典，亦是以西洋方法来看中国经典，虽然作成了学术的样子，但又哪里是革命的学问？
中国向来政治混乱是为政者之咎，而时代的思想混乱则是为士者之耻。北伐以来至于今日，政治上的失败是由于时代的思想混乱之故，而制造此思想混乱者乃是文化人。文化人若有士之自觉，首先应当责难于己。而我亦并不比人强，只是我从小看了《三国演义》，并佩服《古文观止》里范仲淹说的士以天下为己任的话。及后国破家散，我在日本研究了今世纪物理学上的与数学上的诸发见，及历史考古学上的诸发见，对照中国的经史，欲为天下国家开出新时代的革命思想，其间有时候就想起孙先生，虽尚未晓得清楚亦先已有了亲近感。我乃把自己研究所得的与孙先生的书对照来看，这才惊于孙先生的书里已在五十年前把要点说了，而这都成了我的新鲜的欢喜。
孙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是从大学的格物致知而来，更承孟子之先知先觉，以为唤起民众之革命。宋儒言性理之学，不知性理之学乃可见于革命，真是二千年来从未有人能言性理如孙先生的。孟子言义利之别，而孙先生以之见于民生主义，孟子言王霸之别，而孙先生即以之见于民族主义，圣贤之道亦可以如此的行于今世纪的现实世界。
孙先生是真的知了，所以能行。中国文明的造形与实行之方备于礼经，而从来亦未有人能言《礼经》如孙先生的。人皆知孙先生之言“天下为公”是出于《礼运篇》，殊不知《民权主义》之言政权与治权，及《建国大纲》之言国民大会，其根底是出在《周礼·王制》的王官与王民。《建国大纲》里的训政，又是承传《尚书》与《王制》的政治是教化的深意而来。柏拉图的哲人政治止于理想，而中国文明则真能有现实的知性政治的制度。
然而今时学兼中西的学者乃至儒者们并不以孙先生为有学问。
譬如造桥，学问是施工时搭的棚架，桥造好了棚架就拆除，他们见没有棚架，以为没有学问。孙先生是大学问者而不被学问所染着，身上没有学问的标记。日本有一家售西洋书籍最大的店叫丸善，丸善书店曾统计过在亚洲的个人顾客，第一位是孙先生。
孙先生的手不释卷从头山满与犬养毅等的遗话里都可看到。从来读书很多的人亦有，但从没有像孙先生这样善读书的。孙先生是读过的书即刻给了同志，叫人也去读读。我在前面解说过黄老的大见识在指出了学问亦是一蔽，希腊的数学与孔子的儒学皆不免此。
古来惟有王者能无学问。孙先生是大学问家而又是王者。
孙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发动北伐，与《建国大纲》中的军政时期，皆是来自民间起兵的传统，这点就与汉高祖明太祖有相同。
而孙先生对于当时的世界形势与列强，与国内军阀割据的局面的应付，与为此而指示诸同志的函电，至今读之，犹使人感叹兴起，只觉对于今日之事，我们亦要理知明澈，见机立断。
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是从井田制与均田制而来的发想，日本败战后行之而赖以复兴农村，国民党亦在台湾行之而收大效，而今时都市土地价格之成了问题，则因只把孙先生的平均地权行一半，没有亦行之于都市之故。而民生主义的节制资本，则今时狂走于扩大经济的结果，连欧洲经济同盟的会长前时亦说过要节约生产了。
孙先生的《建国方略》，当时是期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列强能以其剩余之生产力协助中国开发新产业，而人们因为世界经济前无此例，说孙先生是吹大炮，焉知第二次大战后美国复兴欧洲经济的援助计划，即大体是像孙先生所说的。中国战后如果不发生内战，当然亦可能得到美国的协助，而实现复兴中国经济的新计划的。那就大陆上免得有“生产大跃进”，以致数千万人皆成饿莩了。而且中国如果得美援而实现了《建国方略》，则今日世界的经济亦不会是这样子。仁人之言，世运所系，智者立策，异代乃见，我们今天怎么能不追念孙先生呢？
西洋史上没有民间起兵出身的帝王，民国的文化人遂说刘邦与朱元璋是流氓。以前宋儒亦全然看不起汉高祖与唐太宗，但那是还有道学者尊于王者的成见在内。
以孔孟比刘邦朱元璋是谁大，这似乎没有得可比，但亦不能一言断定是孔孟更大。没有王者，无以创始，而若没有孔孟之学则无以成之。创始者天，成之者地，还是王者为天，王者之师为地。
而且学问亦是一碍，而惟王者能无学无碍。所以孔孟皆对王者有敬意，不如后世宋儒之以道学为自大。孔孟的伟大，是处在学问与非学问的边缘。秦以前无民间起兵，若如后世的有民间起兵，或许孔孟作为王者而兴亦未可知。所以后人称孔子为素王，我想是很能合孔子的心意。然而史上真能兼学问与王者为一的，太古是有伏羲，而其后三千年来则惟周文王与孙先生。
我这回买了孙先生全集，“国防研究院”印的洋装一巨册。巨册的洋装书我是不喜欢的，但因是孙先生的书，我只觉得好，我把一张桌子撤空了，只摆这一部书，虽然不焚香，亦有像焚香的心意。
以党领导政治，无论在革命期间或平时都是必要的，惟在性格上与方法上尚可以更是承接中国传统的。党指导政治，而不直接行施政治，是西洋规矩，可比奏乐，西洋的是以指挥棒指挥众乐，指挥棒自身并不是音乐，而中国的锣鼓十番则是一人击鼓与绰板为领导，鼓板自身亦是音乐，周官的制度同于此理。《王制》设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春官是天官冢宰，位在地官大司徒之上。其实地官是有似今之行政院，而天官则有似党部，但天官亦参预政治，同祭祀、国史、天文、数学、物理学、音乐与教化礼俗，相当于教育部、科学技术厅的职务，及司祭典，管的都是知性的情操的事。因而天官之职掌与地官司徒，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所职掌的多是错综相关。天官非在上指挥政治，而是像以鼓板领导众乐似的，自己亦行施其政治的职掌。此意很可供党领导政治之参考。还有是政治要简静。孙先生手定的政制，是知性的政治，即亦有着无为而治之意。
政府是教国民做事，不是代国民做事。美国的与苏俄的国营企业与公共设施之多，都是政府代国民做事，所以政府机构急激的庞大化复杂化，政治几乎成了全部事务化，一点也不值得我们效法的。孙先生的节制资本的意思，是还有俭约的美德在内。国民生活是何时都应当俭约的，如现在有许多奢侈的生产与消费可以废除。
要是有礼义的人世风景，即赀财不多亦可以是富裕，而现代社会是国民收入虽增多了，反为见得贫寒，如有钱的乞丐。此理在任何时代都是真的。造产是造产，为政者但凡懂得此理，政府即亦可以少忙。还有孙先生每说唤起民众，使国民发挥行动力，不全靠政府的安排，更主要的倒是要有革命性的动员，为政者若懂得这一层，政府又可以少忙些了。
中华民族今需要有行动的大力，从来最大力的是革命的行动，革命的行动是《诗经》的所谓兴。而好的政治是平时亦皆是兴发之气，如《周礼》时代建设那样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与征伐外敌入寇的强大兵威，都是全民动员，虽然也是有组织的，但实是与革命一般兴起的行动，多基于自发的意志，可说是被王风所吹动。汉唐的大版图亦是靠的中华民族有行动的大力。若像现代西洋国家的与社会的事务性的组织的力量也做得到国民总雇佣劳动，也做得到全民总动员的战时大行动，但那样的做法是做不出有创造性的事情的，结果是徒然严重损害人民的潜在能力而已。
这里还是要有学问。大自然的动是因于“无”的意志与息，此非事务性的行动所能对应，而惟革命的行动能对应之。革命的行动是因于大自然的意志与息，所以强大无比，而且可以不竭。
我们要有中华民族的行动的大力，要有国家的统一，更还要有可绝对尊奉的最高领袖。凡此皆要有学问上的明智。要大一统是先要有学问的体系化一统化。而这是要本于宇宙万象皆体系化统一于大自然五基本法则的认识。而奉戴最高领袖的话，则可通于尊王，尊王必与大一统相连，即是只有在王天下的兴旺之气里，在人世的无限风景里才有尊王。此在于学问上是要知道有绝对与无限，绝对尊贵的存在于我有这样的亲，江山皆是无限的感激欢喜。
这是孙先生的革命的学问。今世纪是中国从春秋战国以来，西洋从希腊以来最要求知性的时代。孙先生读书手不释卷，而曰：
“若是没有了革命，就没有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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