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二
神宗皇帝
苏轼诗狱
治平三年二月乙酉，殿中丞苏轼直史馆。上在藩邸，闻轼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便授知制诰。韩琦曰：『苏轼远大之器，他日自当为天下用，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服，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词。今骤用之，恐天下之士，未必皆以为然，适足累之也。』上曰：『知制诰既未可，与修起居注，可乎?』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择近上贴职与之，且近例当召试。』上曰：『因未知其人能否，故试。如苏轼，有不能耶?』琦言不可，乃试而命之。他日，欧阳修具以告轼，轼曰：『韩公所以待轼之意，乃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也。』
六月壬辰，赠故霸州文安县主簿、太常礼院编纂礼书苏洵光禄寺丞。所修书方奏，未报而洵卒，赐其家银绢各百两疋，其子殿中丞、直史馆轼辞所赐，求赠官。既从之，又时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于蜀。
熙宁二年五月，群臣准诏议学校贡举，力欲变改旧法，独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奏云云。上得轼议，喜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释然矣。』即召见，问：『何以助朕?』轼对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悚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它日，上问王安石以轼为人何如，安石知轼素与已异，疑上亟用之也，因问上曰：『陛下何以召见轼?』上曰：『见轼议学校贡举异于诸人，故召见之。』且道轼对语曰：『「陛下何以召见臣?」朕为言：「见卿议事有所未喻，故召问卿。」轼曰：「陛下如此则错矣。人臣以得召见为荣，今陛下实未知臣，何如但以臣言即召见，恐人争为利以进。」又谓朕与人官太速，后或无状，不能始终。此说何如?』安石曰：『陛下与人官，患在不考实。虽与官速，不害。』上曰：『轼又言兵先动者为客，后动者为主。主常胜客，客常不胜。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动，当用静以应之于后，乃能胜天下之事。此说何如?』安石曰：『轼言亦是，然此道之经也，非所谓道之变。圣人之于天下，感而后应，则轼之言有合于此理。然事变无常，固有举世不知出此，而圣人力之倡发者。譬之用兵，岂尽须后动然后能胜敌?顾其时与势之所宜而已。』上曰：『卿言如此，极精。』又言：『轼宜以小事试之，如何?』安石曰：『臣已屡奏试人当以事，此言诚是也。』安石因极称吕惠卿。其后上复谓曾公亮曰：『苏轼奏对明敏，可试也。』公亮曰：『京师无可试者。』王安石曰：『轼亦非久当作府推。』上曰：『欲用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又曰：『陛下欲修中书条例，大臣所不欲，小臣又不欲。今轼非肯违众以济此事者也。恐却故为异论，沮坏此事。兼陛下用人，须是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见轼之言，其言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也。』
八月庚戊，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臣已有状申本司，具述所议不同事。乞除一合入差遣。』诏依所乞。上阅辙状，问：『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王安石曰：『臣已尝论奏，轼兄弟大抵以飞箝捭阖为事。』上曰：『如此则宜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
十一月己巳，司封员外郎直史馆蔡延庆、右正言直集贤院孙觉并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苏轼及孙觉，王安石曰：『轼岂是可奖之人?』上曰：『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安石曰：『邪险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状。作《贾谊论》，言优游浸渍，深交绛、灌，以取天下之权。欲丽附欧阳修。修作《正统论》，章望之非之，乃作论排章望之。其论都无理。非但如此，遭父丧，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贩数船苏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司马光言吕惠卿受钱，反言苏轼平静，斯为厚诬。陛下欲变风俗，息邪说，骤用此人，则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此人非无才智，以人望言诚不可废。若省府推判官有阙，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资序，岂可使令修注?』上乃罢轼不用。
十二月，有中旨下开封府，减价买浙灯四千余枝。权推官、殿中丞、直史馆苏轼言：『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穷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乐；尽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哉?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且卖灯皆细民，安可贱酬其直?愿亟罢之。』上纳其言。轼因奏书献上，言曰：『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书凡七千余言。轼素不为王安石所喜，使权开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也。而轼决断精敏，声问益远，论事益不休。
三年三月壬子，上御集英赐进士第，叶祖洽以阿时置第一。轼奏欲别定等第，上不许（详见《科举》）。初，轼为国子监考试官，时二年八月也。安石既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轼发策云：『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威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安石见之不悦。上数欲用轼，安石必沮毁之。轼又尝上疏曰：『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世同道。』又作《拟进士对御试策》。上以轼所对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轼材亦高，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佚荡至此，请黜之。』曾公亮曰：『轼但异论耳，无可罪者。』它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何以不黜轼?岂为其材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箠朴，使其贴服，乃可用。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且如轼辈，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
七月，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言：『应受诏特举官者，发奏日具所举官姓名报台，以凭审察。』（详见《御史门》）
林希《野史》云：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会诏近侍举谏官，谢景温建言：凡被举官移台考核，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镇荐苏轼，景温即劾轼向丁父忧归蜀，往还多束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安石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按问水行及陆行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及梢工讯问卖盐，卒无其实。眉州兵夫乃迎候新守，因送轼至京。既无以治轼，会轼请外，例当作州，折其资以为杭倅，卒不能害轼。士论无不薄景温云。
八月乙丑，司马光上殿，乞知许州，言迕王安石者如苏轼辈，皆毁其素履，中以危法（详见《论青苗法下》）。
元丰二年七月己巳，御史中丞李定言：『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御史舒亶言：『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志义之士，无不愤惋。盖陛下发钱本以业贫民，则曰「贏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并上轼印行诗三卷。御史何正臣亦言；『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诏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时定乞选官参治，乃罢轼湖州，差职员追摄。既而上批，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追摄，又责不管别致疏虞状，其罢湖州朝旨，令差去官赍往。
十二月己未[1]，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苏轼责受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驸马都尉王诜追两官勒停，苏辙监筠州酒税务，正字王巩监宾州盐酒务[2]，令开封府差人押出门趣赴任。太子少师致仕张方平、知制诰李清臣罚铜三十斤，端明殿学士司马光、工部侍郎致仕范镇、知开封府钱藻、知审官东院陈襄、京东转运使刘攽、淮南西路提点刑狱李常、知福州孙觉、知亳州曾华、知河中府王汾、知宗正丞刘挚、著作佐郎黄庭坚、卫尉寺丞戚秉道、正字吴琯、知考城县盛侨[3]、知滕县王安上、乐清县令周攽、监仁和县盐税杜子方[4]、监澶州酒税颜复、选人陈珪[5]、钱世雄各罚铜二十斤。初，御史台既以轼具狱上法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于是中丞李定言：『轼起于草野，垢贱之余，朝廷待以郎官、馆职，不为不厚。而乃怨未显用，张意纵言，讥讽时政。自熙宁以来，陛下所造法度悉以为非。古之议令者，独有死而无赦，况轼所著文字讪上惑众，岂徒议令之比?乞特行废绝，以释天下之惑。』御史舒亶又言：『驸马都尉王诜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原情议罪，实不容诛。王诜、王巩、李清臣外，张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侨，盖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顾可置而不诛乎?』疏奏，轼等皆特责。狱事起，诜尝属辙密报轼，而辙不以告官，亦降黜焉。轼初下狱，方平及镇皆上书救之，不报。
朱本改墨本云：轼坐久不得进怨望，凡上所施为，皆作诗诋讪，无所不至。
轼既下狱，众危之，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礼乘间进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按：轼文士，本以才自奋，谓位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中不能无觖望。今一旦致于法，恕后世谓不能容才。愿陛下无庸竟其狱。』上曰：『朕固不深谴，特欲伸言者路耳。行为卿贳之。』既而戒安礼曰：『第去，勿漏言。轼前贾怨于众，恐言者缘轼以害卿也。』始，安礼在殿庐见御史中丞李定，问轼安否状。定曰：『轼与金陵相公论事不合，公幸毋营解，人将以为党。』至是归舍人院，遇谏官张璪，忿然作色曰：『公果救轼耶，何为诏趣其狱?』安礼不答。其后狱果缓，卒薄得其罪。
三年三月庚寅，御史满中行言：『近论奏乞追寝翰林学士李清臣新命，未蒙施行。案：清臣前任京东提点刑狱，苏轼在部中，亲见轼辈悖慢怨谤，附下讪上，而不能制举，则清臣失职之罪已在可诛，矧复与之更唱迭和，相与朋比，而怨怼讥谤之辞又特过之，固
治世之刑所不宜赦也。』不听。
四月辛亥，前绛州团练使、驸马都尉王诜复庆州刺史，听朝参。诜前坐苏轼夺官，蜀国长公主久病，上欲慰主心，故特有是命。及上视主疾，问所欲，主但谢复诜官而已。
七年正月辛酉，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苏轼移汝州。轼言汝州无田产，乞居常州。从之。元丰中，轼系御史狱。上本无意深罪之，宰臣王珪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珪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已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上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珪语塞，章惇亦从旁解之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遂薄其罪，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然上每记怜，一日，语执政曰：『国史大事，朕意欲俾苏轼成之。』执政有难色。上曰：『非轼则用曾巩。』巩亦不能副上意，上复有旨，起轼以本官知江州。中书蔡确、张璪受命，王震当词头。明日，改承议郎、江州太平观。又明日，命格不下，于是卒出手批，徙轼汝州。有『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之语。轼即上表谢。前此，京师盛传轼已白日仙去，上对左丞蒲宗孟嗟惜久之，故轼此表有『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之句也。
此据李丙《丁未录》增入，不知丙得之何书。八年五月六日，起知登州。朱胜非《秀水闲居录》云：苏轼既贬黄州，神考每记怜。一日，宣谕曰：『国史大事，朕欲用苏轼成之。』执政有难色。帝曰：『轼不可用，则用曾巩。』巩亦不能副帝意。又有旨：轼以本官知江州。蔡持正、张粹明皆禀命，而王禹玉以为不可。又令与江州太平观，禹玉亦以为不可。其后禹玉作相，帝语及轼，复欲用之。禹玉曰：『轼有诗云：此心惟有蛰龙知。方陛下飞龙在天，而不知轼何求蛰龙乎?』章子厚曰：『自古言龙，非独人君之称，人臣亦有称龙者。』帝曰：『然。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是也。』既退，子厚谓禹玉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此舒亶语耳。』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胜非所录比丙差不同。如王珪独不可江州及太平观再命，并章惇所言『珪云云』，当并考。
校勘记
[1]己未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一补。
[2]盐酒务 原本无『盐』字，据《长编》卷三○一补。
[3]考城 原本作『孝城』，据《长编》卷三○一、《宋史·地理志》一改。
[4]盐税 原本无『盐』字，据《长编》卷三○一补。
[5]陈珪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一补。
苏轼诗狱
治平三年二月乙酉，殿中丞苏轼直史馆。上在藩邸，闻轼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便授知制诰。韩琦曰：『苏轼远大之器，他日自当为天下用，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服，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词。今骤用之，恐天下之士，未必皆以为然，适足累之也。』上曰：『知制诰既未可，与修起居注，可乎?』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择近上贴职与之，且近例当召试。』上曰：『因未知其人能否，故试。如苏轼，有不能耶?』琦言不可，乃试而命之。他日，欧阳修具以告轼，轼曰：『韩公所以待轼之意，乃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也。』
六月壬辰，赠故霸州文安县主簿、太常礼院编纂礼书苏洵光禄寺丞。所修书方奏，未报而洵卒，赐其家银绢各百两疋，其子殿中丞、直史馆轼辞所赐，求赠官。既从之，又时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于蜀。
熙宁二年五月，群臣准诏议学校贡举，力欲变改旧法，独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奏云云。上得轼议，喜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释然矣。』即召见，问：『何以助朕?』轼对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悚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它日，上问王安石以轼为人何如，安石知轼素与已异，疑上亟用之也，因问上曰：『陛下何以召见轼?』上曰：『见轼议学校贡举异于诸人，故召见之。』且道轼对语曰：『「陛下何以召见臣?」朕为言：「见卿议事有所未喻，故召问卿。」轼曰：「陛下如此则错矣。人臣以得召见为荣，今陛下实未知臣，何如但以臣言即召见，恐人争为利以进。」又谓朕与人官太速，后或无状，不能始终。此说何如?』安石曰：『陛下与人官，患在不考实。虽与官速，不害。』上曰：『轼又言兵先动者为客，后动者为主。主常胜客，客常不胜。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动，当用静以应之于后，乃能胜天下之事。此说何如?』安石曰：『轼言亦是，然此道之经也，非所谓道之变。圣人之于天下，感而后应，则轼之言有合于此理。然事变无常，固有举世不知出此，而圣人力之倡发者。譬之用兵，岂尽须后动然后能胜敌?顾其时与势之所宜而已。』上曰：『卿言如此，极精。』又言：『轼宜以小事试之，如何?』安石曰：『臣已屡奏试人当以事，此言诚是也。』安石因极称吕惠卿。其后上复谓曾公亮曰：『苏轼奏对明敏，可试也。』公亮曰：『京师无可试者。』王安石曰：『轼亦非久当作府推。』上曰：『欲用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又曰：『陛下欲修中书条例，大臣所不欲，小臣又不欲。今轼非肯违众以济此事者也。恐却故为异论，沮坏此事。兼陛下用人，须是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见轼之言，其言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也。』
八月庚戊，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臣已有状申本司，具述所议不同事。乞除一合入差遣。』诏依所乞。上阅辙状，问：『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王安石曰：『臣已尝论奏，轼兄弟大抵以飞箝捭阖为事。』上曰：『如此则宜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
十一月己巳，司封员外郎直史馆蔡延庆、右正言直集贤院孙觉并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苏轼及孙觉，王安石曰：『轼岂是可奖之人?』上曰：『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安石曰：『邪险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状。作《贾谊论》，言优游浸渍，深交绛、灌，以取天下之权。欲丽附欧阳修。修作《正统论》，章望之非之，乃作论排章望之。其论都无理。非但如此，遭父丧，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贩数船苏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司马光言吕惠卿受钱，反言苏轼平静，斯为厚诬。陛下欲变风俗，息邪说，骤用此人，则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此人非无才智，以人望言诚不可废。若省府推判官有阙，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资序，岂可使令修注?』上乃罢轼不用。
十二月，有中旨下开封府，减价买浙灯四千余枝。权推官、殿中丞、直史馆苏轼言：『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穷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乐；尽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哉?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且卖灯皆细民，安可贱酬其直?愿亟罢之。』上纳其言。轼因奏书献上，言曰：『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书凡七千余言。轼素不为王安石所喜，使权开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也。而轼决断精敏，声问益远，论事益不休。
三年三月壬子，上御集英赐进士第，叶祖洽以阿时置第一。轼奏欲别定等第，上不许（详见《科举》）。初，轼为国子监考试官，时二年八月也。安石既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轼发策云：『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威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安石见之不悦。上数欲用轼，安石必沮毁之。轼又尝上疏曰：『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世同道。』又作《拟进士对御试策》。上以轼所对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轼材亦高，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佚荡至此，请黜之。』曾公亮曰：『轼但异论耳，无可罪者。』它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何以不黜轼?岂为其材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箠朴，使其贴服，乃可用。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且如轼辈，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
七月，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言：『应受诏特举官者，发奏日具所举官姓名报台，以凭审察。』（详见《御史门》）
林希《野史》云：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会诏近侍举谏官，谢景温建言：凡被举官移台考核，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镇荐苏轼，景温即劾轼向丁父忧归蜀，往还多束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安石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按问水行及陆行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及梢工讯问卖盐，卒无其实。眉州兵夫乃迎候新守，因送轼至京。既无以治轼，会轼请外，例当作州，折其资以为杭倅，卒不能害轼。士论无不薄景温云。
八月乙丑，司马光上殿，乞知许州，言迕王安石者如苏轼辈，皆毁其素履，中以危法（详见《论青苗法下》）。
元丰二年七月己巳，御史中丞李定言：『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御史舒亶言：『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志义之士，无不愤惋。盖陛下发钱本以业贫民，则曰「贏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并上轼印行诗三卷。御史何正臣亦言；『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诏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时定乞选官参治，乃罢轼湖州，差职员追摄。既而上批，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追摄，又责不管别致疏虞状，其罢湖州朝旨，令差去官赍往。
十二月己未[1]，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苏轼责受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驸马都尉王诜追两官勒停，苏辙监筠州酒税务，正字王巩监宾州盐酒务[2]，令开封府差人押出门趣赴任。太子少师致仕张方平、知制诰李清臣罚铜三十斤，端明殿学士司马光、工部侍郎致仕范镇、知开封府钱藻、知审官东院陈襄、京东转运使刘攽、淮南西路提点刑狱李常、知福州孙觉、知亳州曾华、知河中府王汾、知宗正丞刘挚、著作佐郎黄庭坚、卫尉寺丞戚秉道、正字吴琯、知考城县盛侨[3]、知滕县王安上、乐清县令周攽、监仁和县盐税杜子方[4]、监澶州酒税颜复、选人陈珪[5]、钱世雄各罚铜二十斤。初，御史台既以轼具狱上法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于是中丞李定言：『轼起于草野，垢贱之余，朝廷待以郎官、馆职，不为不厚。而乃怨未显用，张意纵言，讥讽时政。自熙宁以来，陛下所造法度悉以为非。古之议令者，独有死而无赦，况轼所著文字讪上惑众，岂徒议令之比?乞特行废绝，以释天下之惑。』御史舒亶又言：『驸马都尉王诜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原情议罪，实不容诛。王诜、王巩、李清臣外，张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侨，盖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顾可置而不诛乎?』疏奏，轼等皆特责。狱事起，诜尝属辙密报轼，而辙不以告官，亦降黜焉。轼初下狱，方平及镇皆上书救之，不报。
朱本改墨本云：轼坐久不得进怨望，凡上所施为，皆作诗诋讪，无所不至。
轼既下狱，众危之，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礼乘间进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按：轼文士，本以才自奋，谓位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中不能无觖望。今一旦致于法，恕后世谓不能容才。愿陛下无庸竟其狱。』上曰：『朕固不深谴，特欲伸言者路耳。行为卿贳之。』既而戒安礼曰：『第去，勿漏言。轼前贾怨于众，恐言者缘轼以害卿也。』始，安礼在殿庐见御史中丞李定，问轼安否状。定曰：『轼与金陵相公论事不合，公幸毋营解，人将以为党。』至是归舍人院，遇谏官张璪，忿然作色曰：『公果救轼耶，何为诏趣其狱?』安礼不答。其后狱果缓，卒薄得其罪。
三年三月庚寅，御史满中行言：『近论奏乞追寝翰林学士李清臣新命，未蒙施行。案：清臣前任京东提点刑狱，苏轼在部中，亲见轼辈悖慢怨谤，附下讪上，而不能制举，则清臣失职之罪已在可诛，矧复与之更唱迭和，相与朋比，而怨怼讥谤之辞又特过之，固
治世之刑所不宜赦也。』不听。
四月辛亥，前绛州团练使、驸马都尉王诜复庆州刺史，听朝参。诜前坐苏轼夺官，蜀国长公主久病，上欲慰主心，故特有是命。及上视主疾，问所欲，主但谢复诜官而已。
七年正月辛酉，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苏轼移汝州。轼言汝州无田产，乞居常州。从之。元丰中，轼系御史狱。上本无意深罪之，宰臣王珪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珪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已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上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珪语塞，章惇亦从旁解之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遂薄其罪，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然上每记怜，一日，语执政曰：『国史大事，朕意欲俾苏轼成之。』执政有难色。上曰：『非轼则用曾巩。』巩亦不能副上意，上复有旨，起轼以本官知江州。中书蔡确、张璪受命，王震当词头。明日，改承议郎、江州太平观。又明日，命格不下，于是卒出手批，徙轼汝州。有『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之语。轼即上表谢。前此，京师盛传轼已白日仙去，上对左丞蒲宗孟嗟惜久之，故轼此表有『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之句也。
此据李丙《丁未录》增入，不知丙得之何书。八年五月六日，起知登州。朱胜非《秀水闲居录》云：苏轼既贬黄州，神考每记怜。一日，宣谕曰：『国史大事，朕欲用苏轼成之。』执政有难色。帝曰：『轼不可用，则用曾巩。』巩亦不能副帝意。又有旨：轼以本官知江州。蔡持正、张粹明皆禀命，而王禹玉以为不可。又令与江州太平观，禹玉亦以为不可。其后禹玉作相，帝语及轼，复欲用之。禹玉曰：『轼有诗云：此心惟有蛰龙知。方陛下飞龙在天，而不知轼何求蛰龙乎?』章子厚曰：『自古言龙，非独人君之称，人臣亦有称龙者。』帝曰：『然。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是也。』既退，子厚谓禹玉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此舒亶语耳。』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胜非所录比丙差不同。如王珪独不可江州及太平观再命，并章惇所言『珪云云』，当并考。
校勘记
[1]己未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一补。
[2]盐酒务 原本无『盐』字，据《长编》卷三○一补。
[3]考城 原本作『孝城』，据《长编》卷三○一、《宋史·地理志》一改。
[4]盐税 原本无『盐』字，据《长编》卷三○一补。
[5]陈珪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一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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