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和关东军的关系
满洲国成立，把溥仪和关东军间的联络付托于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因为此君太跋扈，闹得双方反多隔阂，于是要另选一人使通声气，最后着落在吉冈安直身上，给他一个名义，叫做“帝室御用挂”。吉冈和溥仪在天津时便很相熟，此刻又是关东军的参谋，恰好相当。吉冈周旋宫廷和关东军间，溥仪还能得他多少帮助，而在关东军方面却嫌他太过和平，几次要把他赶掉，因为溥仪不表同意，于是从大同二年（一九三三）直到康德十二年（一九四五）为止。吉冈的官阶，先是大佐，最后已升做中将。吉冈要在长春时，每天总有一次或多次入宫，和溥仪相见。溥仪接见外宾，吉冈照例以御用挂身分在旁陪侍。吉冈在勤民楼中有一个房间，供他住宿。吉冈并不会说中国话，和溥仪相见，常是笔谈。吉冈会绘几笔画，把他的作品送给溥仪（据《日本手卷册页挂轴簿》载，吉冈安直先后进自己作品，共有五件），溥仪也给他摄影印出（据《像片玻璃版簿》载，吉冈安直画照片共有三张）。吉冈在为溥杰婚事回日本时，曾有两个信写给溥仪，一件是出发日所写：皇帝陛下：
安直暂时旅行不在，本早朝起床，特沐浴净身，心对十方之神，奉祈陛下之御健康。七日出发之际安直十日一件是归途中所写：小官每朝于东京参拜神社，祈陛下之御安泰。不知道是否出于真诚（两函原本，在《溥杰润麒三格格信件》第十来中）。据说溥仪给苏联军队虏获时，吉冈也是随着去的。
吉冈在溥仪方面的权力，可从下面两个侍从武官长的折奏，略得概念：
康德七年（一九四○）十一月十六日，臣张海鹏奏。为奏请事，窃查新任关东军参谋长陆军中将木村兵太郎着京，恭请钦派侍从武官，传旨欢迎，业蒙裁可在案。顷据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面称：此事查无前例，请勿庸出迎可也，等情。据此，理合具文奏请圣鉴。（溥仪批：“知道了。”）
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十月一日臣吉兴谨奏。为奏请事，窃据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少将通知：此次日本闲院宫春仁王殿下来满，系偕妃殿下同来，恭请钦派侍从武官长吉兴出迎宫殿下之时，对妃殿下同时致欢迎之意。所拟是否有当，理合奏请圣裁（溥仪批：“可”）。
而从下面一件溥亻间给溥佳的信中，也可见到吉冈对于满洲宫廷的事情，怎样仔细：
二弟惠鉴：久别为怀，前因大兄由京归来，藉审动止安善为慰。敬恳者，因大兄此次晋京会见吉冈阁下，对于永济、筹备两库租款使用方法，有所询问。查该款每次动用，均由兄函请两陵承办事务处呈由宫内大臣奏请裁可，然后动支。其每次经过手续，均皆有案可查。兹检同永筹两库收入支出表一份，函请吾弟分神饬人逐项将原案查出（如不能查全，兄处存案亦可随时调阅），持向吉冈阁下详细说明，俾释怀念。至于有何指示，务希速复为感。专此，即请近安。兄溥亻间谨启。九月一日（按信封邮印是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九月二日）
按收支表，从康德四年（一九三七）度到九年（一九四二）度，永济、筹备两库租款收入每年计一万三千元，用于东陵修缮后结存一万四千二百零八元四角五分，为数可说很小，而就这样还引起吉冈注意，其他也可推想而知了。
溥仪身边还有一个日本顾问，叫做林出贤次郎。他是东亚同文书院出身，久在日本驻中国使馆服务，中国话说得很好，真可说是一位中国通。他曾随溥仪到日本，写成一本《扈从访日恭记》。他和溥仪感情不差，但是关东军也嫌他太和平，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就曾不要他，植田谦吉便把他仍调到中国服务。
在宫中通常驻着四个日本宪兵，其中一人是曹长，约经半年一调。他们住在宫内府对过一所平房内，在勤民楼下也有一个办公室。由溥仪发给钱米，附在宫内府食堂进膳。他们在宫中做些什幺事，没有可考，只在《传差草记》第十八册中见到下面一个故事：
康德五年（一九三八）二月十五日 下午一时，叫东京二格格电话。由日本宪兵叫接楼上三四一三八（按，这是缉熙楼上西前间电话）。下午一时半，宪兵来电话：东京电话一次时间计七通话。我曾把这条记录问过司房旧人，宫中接到市外的电话，是不是必须经过日本宪兵？他们答说并没有这种约束。所以这样做，一是表示没有什幺秘密，二是希望便可接通，减少麻烦。
日本驻满大使（实在就是关东军司令，因为两职规定由一人担任，同时还就是关东厅长官，三位一体）照例每月要有三次入宫，和溥仪见面。武藤信义时期，定为每月之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菱刈隆时期，改为每月之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在勤民楼上有一贵宾室，便是为这位大使特设。大使每次入宫，必先到贵宾室稍坐，然后和溥仪晤谈。
关东军参谋长照例每星期上午要向溥仪作御前进讲，实在是报告世界大势。
溥仪也到日本大使和关东军司令那里，据毓崇康德七年（一九四○）日记载：
二月十一日 上午十一点四十分，行幸大使馆。下午三点三十分还跸。
四月六日 行幸大使馆。午前十一点三十八分启跸。午后三点十二分还跸。
六月二十日 上午十一点三十分，临幸大使馆午宴。
七月十三日 上午十一时三十八分启跸，临幸关东军司令官邸。下午二时二十分还跸。
七月二十八日 下午十一点二十八分启跸，临幸关东军司令官邸。四时五十八分还跸。似乎往来也很频繁。
溥仪本人对于日本人的感想怎样，吾们还没有什幺资料可以说明。不过在溥仪亲近的人，显然表示不满。溥佳日记里边有下面几段记录：
康德七年（一九四○）七月十五日十时余，因有诏书涣发侍班，擦屁（股）纸一张，毫无所益。
七月十六日 十时，由宫相恭读诏书，即所谓立庙而发之者。又胡乱训话之后，即礼成。十二时二十分侍班，见大屎并其幕僚等，后即开宴冷食。
十月十七日 十时许，齐集候见室，消毒后，至同德殿门前侍候。此时狂风怒吼，尘砂蔽天。予等大有弱不禁风之势，竟不能立稳。如此大风，亦殊罕见。十时半，上同大使至神寺致祭，上帽亦被风吹去。正当防疫（按，此是鼠疫）紧张时，如此恶天亲行，真不知何所防也。奇怪至极（又眉批：“满洲称为尝新祭，此所谓东施效颦者是也。所差强人意者，即放假是也。”）。
十月十一日 十时四十五分进府，因日本二六○○年奉祝式，我国何敢后人，亦于兴运门外由鹿次领导，向东方遥败，并唱伴灾及国革。未有准表，故冒场二三分，大大可噱。及解散，步行而归。
第一条所说“大屎”原是把“大矢”谐大使。第四条所说“遥败”便是遥拜，“国革”便是国歌（“伴灾”也是两个谐音字，但未明其真义）。盖有心写别字，以泄其愤慨。毓詹日记也有这种表示：
康德十二年（一九四五）四月三日 本日放假，缘故见四月之头一篇。按前页“四月行事”载，三日为神武天皇节，盖不屑明写也。
五月二日 到六时，又诏书涣发，今日十周也。
按康德二年（一九三五）四月中，溥仪访日，回来后，于五月二日宣诏称颂日本，以后每年此日定为纪念。毓詹在这里下一“又”字，也是皮里阳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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